李春波 探索医药业“中国主义”
——几年前，李春波到欧洲考察世界著名化工企业德国迪高沙公司，迪高沙公司派了一位副总裁陪同他参观了马克思的一处纪念地。在马克思塑像前，这位日耳曼人不无嘲讽地说：“李先生，你们把他的‘主义’拿走了，而把‘马克’留下了。”李春波笑着回敬道：“我们‘主义’也要，‘马克’也要。”
掰开ＷＴＯ看中国医药业
记者：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医药市场之一，有资料说，“十五”期间，我国药品需求年均递增速度可达到１２％左右。但这只是这一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存在的问题肯定有很多，你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李春波：我国现有药品生产企业６７００多家，药品经营企业１７０００多家。从整体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应该是整个医药行业的质量问题。这首先表现在制药企业多、规模小。在众多的制药企业中，大型企业只有３１４家，其余均为中小型企业，规模效益差。我国６７００家药企年利润总和不敌《财富》５００强药企一家公司的年利润额，由此可见我们与国际的差距。其次是宏观调控力度不够，形成“多、小、散、低、乱”的局面，低水平重复生产问题严重。如国家已批准１０多家生产ＥＰＯ（促红细胞生成素），可仅沈阳三生的ＥＰＯ产量就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三是科研资金投入少，产品创新能力不足。２０００年，世界十大制药公司研发费用占其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为６９．９１％，而国内制药企业研发的费用投入最多不超过３％，一般仅为０．５％—１％。四是企业整体质量不高，多数企业未通过ＧＭＰ（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ＳＰ（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认证。总之，ＷＴＯ将中国的药企放到了显微镜下，所有的伤疤都将暴露无遗。
记者：在ＷＴＯ谈判中，我国政府在医药行业做了几点承诺，这些承诺意味着什么？
李春波：ＷＴＯ条款中与医药相关的承诺主要有四条：一是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将落实对１００多个成员国都要实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按照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条款，在专利期内仿制某种新药，开发方有权索取４—１０亿美元的赔款，若买断一个专利新药的生产许可，则需支付５００—６００万美元。
建国以来，我国生产的西药有３０００多种，９９％是仿制的。近年来生产的８３７种西药中，９７．４％是仿制的。所以，ＷＴＯ中的这一条款注定了今后我国制药业的发展只能走自主开发新药，或仿制国外专利期已过药品的道路，但仿制专利期已过药品竞争激烈，利润微薄，而开发新药又得面对资金与科研等难题。
记者：那你认为可能出现的情形会是什么？
李春波：可能的情形是，国内制药企业在利润微薄的普药市场上激烈竞争，而利润丰厚的新药市场（尤其心血管类药物、肿瘤药物等疑难病症及新药品种多的几大类药物的市场）则被外资公司控制。这种情形对于国内制药企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第二个承诺是降低药品进口关税。药品进口关税税率从目前的１４％逐步降低到２００３年的６％。这条的影响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因为一方面我国制剂药市场上的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价格差距很大，降低部分关税并不能构成很大冲击。另一方面药品进口关税目前并不太高，约在百分之十几，“入世”后仅降到５％—６％左右，下降空间也并不大。
第三个承诺是开放市场。包括开放药品分销服务和开放医疗服务市场。中国承诺在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开放药品分销服务业务，外商可在中国从事采购、仓储、运输、配送、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值得注意的：一是尚有３年的缓冲时间；二是开放是渐进的，先合资、后独资，先零售、后批发，先试点、后放开到全国；三是国外医药商业企业在我国开发渠道和建立网络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去做。另外，由于国内正在实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只保证基本的医疗需求，价格较高的进口药较少收入其中，因此进口药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因医改而受到控制并有所萎缩。
第四个承诺是取消大型医疗器械进口的管制。这一点对于我国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大型医疗设备的企业影响将是较大的。
跑马圈地凭什么？——技术创新和人才创新
记者：长期以来原料药一直是我国医药行业的出口支柱，２０００年出口额为２２．５亿美元，占医药行业出口总额的５９．２％。所以，现在国内市场上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入世”后，中国医药企业的杀手锏是生产原料药。你认为如何？
李春波：“入世”对多数原料药企业是一利好。一方面“入世”后关税的降低将有利于原材料价格的降低，从而降低原料药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原料药出口比重较大，加入ＷＴＯ后可以享受到关税降低、平等贸易地位等好处，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记者：你说的是对“大多数原料药企业”，之外的企业呢？
李春波：对于以内销为主的原料药企业而言，这一好处并不明显，少数品种还会受到一定影响。例如头孢原料药系列临床需求量很大，国内市场供不应求，加入ＷＴＯ后，进口关税降低，国外的药就会大量进入，从而冲击国内企业。
记者：据悉，现在已经有一些医药集团在东北等地跑马圈地。浙江医药在这方面有何动作？
李春波：浙江医药主要是化学制药，原料药方面我们主要是生产小而精的产品，东北当地原料基地与我们没有大的关联性，我们在绍兴袍江有这方面的举措，但还谈不上跑马圈地。
记者：如果说原料药企业主要是抢占原料产地的话，化学制药企业生存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李春波：创新。看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医药行业也不例外。“浙江医药”自１９９７年５月成立以来，开发成功的省级以上新药６８项，国家级新药３１项，其中国家级一、二类新药５项。这样的新产品储备水平已居国内制药企业前茅。今年２月１９日，公司的“ｄ－α天然维生素Ｅ工艺技术创新”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全国医药行业的最高奖。
记者：浙江医药成立时，北京国投药业投资公司、新昌县国有工业总公司和仙居县资产经营公司３家大股东分别持有２１．６２％、２０．６５％和１１．４８％的股份。后来，新昌国有工业总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上升到２９．６５％，成为“浙江医药”的第一大股东。股权的调整主要是出于什么目的？
李春波：主要是为了更大限度地释放创新能量。当初由于大股东持股相对平均，而发展理念又各不相同，导致董事会在生产经营上经常出现分歧，企业创新能力受到抑制。经过反复商讨，最终决定调整股权结构：仙居资产经营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医药”９％的股份转让给新昌国有工业总公司。
记者：能谈谈这几年在创新方面的心得吗？
李春波：浙江医药在技术创新上始终把握住了两条主线，一是新药开发，二是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我们重点发展维生素类、利福类、甾体激素类、喹诺酮类，把这些特色产品做大做强，技经指标国际领先。当我们把这些核心产品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也就强了。１９９９年公司销售额迅速突破７亿元，２０００年达８．５亿元。今年下半年即将有一种新的喹诺酮药物——国家一类新药加替沙星将投放市场。而我们自主开发的天然维生素Ｅ已经成了浙江医药的拳头产品。
记者：据说ＶＥ在西方国家市场很大，但技术也一直被他们垄断。
李春波：没错。维生素Ｅ（ＶＥ）有抗衰老和促进代谢的功能，广泛应用于各种药品、保健品和化妆品，市场潜力非常大。当年我去美国考察时，发现很多美国人像吃饭一样吃ＶＥ。回国后才知道生产ＶＥ的主要原料三甲酚被瑞士罗氏公司、德国巴斯夫公司和法国罗纳公司这三家被称为维生素类产品“三巨头”的国际大公司控制，他们的产品占了世界市场８０％的份额。而当时中国国内还没有企业能生产三甲酚。我们就下决心攻坚，３年后，我们试制成功了三甲酚的生产工艺和技术。
国外大公司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打压，三甲酚的市场销售价从每公斤７美元骤降至３．５美元，而且取消了配额限制，企图在我们立足未稳时把我们挤垮。同时又使出了第二个“杀手锏”。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日本一家化学公司派出高级考察团到新昌。这家公司原是我们药厂三甲酚的供应商，过去向他们多要１公斤也不肯，这次却愿意以每公斤３美元的价格供货，而且承诺长期无限量供应，条件是要我们放弃三甲酚生产。但我们几经努力，将三甲酚的生产成本降到了每公斤２．５美元以下，比国际同行低３５％以上，从而结束了我国合成ＶＥ生产主要原料依赖进口的历史。
记者：这充分证明了企业竞争力是建立在自己的核心技术上。
李春波：是啊！这一点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真切的体会。总之，两个数字可以说明一切问题：１０年前，浙江医药新药销售收入只占总销售额的１５％，而今新开发药物和新技术药物的销售收入已占到总销售额的７０％。
记者：技术创新肯定离不开人才。可我来到新昌发现这里的环境并不是很好，城建设施和交通状况似乎都不是很好，现在是人才抢手的年代，我总觉得新昌这个地方藏不住龙啊！
李春波：新昌是个小城市，交通和信息都没有优势，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留住人的关键是企业的环境和文化。为鼓励技术创新，新昌制药厂早在１９９２年就出台了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政策。即科技成果投产后，研发人员享受１５％的技术参股与利润分成。这一举措在浙江省企业中开了先河。在人才战略方面，我们实施的是来去自由的开放型人才战略。人才流动过多，说明企业没有吸引力，但人才不流动，企业也就没有活力。目前，整个集团已形成一系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包括期权制、股权制、年薪制以及各种各样的奖励制。我们鼓励考博考研，读书期间每月发给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元不等的生活费，学习费用全部报销；在原文凭基础上提高，获本科文凭奖２０００元，取得硕士学位奖５０００元，博士则奖１００００元。若出国深造，所需费用全部由公司负担；学成以后允许他们另攀高枝，公司没有任何附加约束条件。
记者：那企业不是很吃亏吗，难道要做“黄埔军校”？
李春波：中国有句老话叫“无为而治”。这几年来，我们每年培养人才的费用高达１５００至２０００万元，但这个投资是值得的。来去自由政策反而使我们的人才不减反增，现已拥有９６０名各类科技人员，其中博士生１０名，硕士生２４名，本科生６００名。同时还产生了很大的边际效应，一大批工程、计算机应用及工商管理、市场开发、法学等硕士、博士及外籍专业人才都慕名而来。
记者：但无论如何，地域的限制是无形而强大的。近几年温州的好些企业迁往上海，连杉杉集团都把总部搬到了上海，宁波已经是一个发展很不错的城市，但上海的天地比它更广。由此可见企业对地域位置的重视和依赖。你们没想过要走出新昌去？
李春波：应该说我们正在行动。浙江医药的总部在杭州，目前主体企业在新昌，我们已在绍兴袍江开发区上了一个投资３．５亿的工程，在新昌原有的基础上，增投５０００吨的三甲基氢醌项目、１００００吨的ＶＥ项目、７０００吨的异植物醇项目、１０００吨的天然ＶＥ项目以及ＶＡ、ＶＨ项目。
今年，我们在上海浦东张江新科技园区设立了两家生物医药研发中心，而杭州总部将成为投资中心、信息中心和人才中心。
记者：关于研发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也说了，不断出新药是药企的生存之本，但无论公司如何以机制和“实惠”笼络人才，一个企业的研发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就出现了药物研制开发承包企业。业界认为，随着基因技术等高科技手段的普及以及新药品的个性化市场要求，药物开发承包将成为药商开拓市场难以取代的途径。请问李总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李春波：药物研制开发承包，这是制药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工业化国家在１９９０年后，药物开发承包得到快速发展，９０年代中期进入高潮。１９９８年，全世界药品开发承包按药物市场规模计算约达５０亿美元，是１９８０年的３．５倍。目前，全世界至少有１２００个药物开发承包机构，每家机构的营业额估计达到３０００万美元。但在我国目前并未形成主流。
记者：这么说，国内企业药物开发主要靠自己的研发队伍？
李春波：国内企业的药物开发主要有二个途径：一是自主开发，如我们的天然维生素Ｅ项目；二是上攀下联，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目前不少科研自然人，包括不少海外归来的、在大制药科研机构有一定知识积累的、个人有专利和项目的，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创业平台，设立风险基金，让他们以技术出资共同参股开发新产品，就像我们浙江医药在上海浦东开设的生物研发中心就采用这样的运作方式，我觉得这是开拓市场新的途径之一，是不是以后发展的主流途径尚待时日，但至少是比较符合目前中国国情的。
打造航母选择哪条道——重组还是联盟？
记者：你能否预测一下未来５年内我国医药行业的基本格局，浙江医药将占据什么地位？
李春波：未来５至１０年内，将是医药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生物工程、酶转化技术、天然药物及海洋药物的不断发现和应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医药工业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产生两极分化。就国内而言，一大批低、小、散的制药企业将陆续出局，到２０１０年，估计会剩下５００—６００家。而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争取在“十五”期末，进入中国医药行业前５强，２０１０年进入前３强。
记者：国家经贸委《医药行业“十五”规划》提出，在现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基础上，通过股票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打造医药航母，请问浙江医药在目前的集团结构和实力基础上，是否有收购、扩张的打算？
李春波：在资本运作上，我们按照“立足主业，把握机会，相互发展”的原则，就目前而言，我们主要将着重对已兼并、收购的昂立康药厂、杭州爱大制药厂、仙居制药厂等的资产重组，同时对原各销售公司及全国各地分公司的资源重组。一旦内部资源优化组合后，我们将进一步不失时机地进行一些切实可行的兼并和收购或投股一些流通领域及医院。同时在公司内部塑造一种从效益型企业向生命型企业过渡的氛围，对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有目的的培育和保养，使企业在不断运作运转过程中减少磨损，增加发展的韧性和后劲。
记者：去年底，浙江医药联合另外两家医药上市公司紫光生物、百科药业发起成立“清华紫光医药联盟”，在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两方面展开全面合作。据有关媒体报道，联盟的原因是由于药价降低以及各种体制和管理上的因素。在国际制药领域，只要当企业面临以上情况时，一般都会选择重组，主要是通过收购、兼并和联合。而国内也先后有南京医药集团和金陵制药集团、三九药业和长征制药以及太极集团和绵阳药业集团实现了重组与联合。而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联盟的形式而不是直接重组？
李春波：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政策限制。３家企业都属于上市公司，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限制虚假重组以打击二级市场的炒作，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对于重大重组行为，大股东即受让方必须有长期持有（一年以上）的承诺。而３家公司已分别在当年的４月和９月发生了重大重组事项，即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因此再实施重大股权转让，存在政策障碍。
二是风险因素。３家公司之间没有历史渊源和明显的产业链关系，因此要像三九和太极那样实施完全的股权变更以实现三者的融合，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所以采取联盟形式，逐步实现三者之间科研、生产与销售的整合。
记者：能谈一下目前的合作情况吗？联盟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李春波：目前的联盟主要是策略联盟、技术与信息资源的共享，今后的目标是朝科研、生产、销售通路的全方位整合。
广告是广告者的通行证 连锁是连锁者的开路牌
记者：有人说药企是靠广告打出来的，哈药广告如今大有一统天下之势，而浙江医药却未见一个广告，不知用心何在？
李春波：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特点，每个企业的做法也各有不同，同一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采取的营销策略也有所侧重。广告作为营销手段的一种，在现代营销中是不可或缺的，但不能涵盖品牌培育的全部。在我看来，品牌不是生产企业自己标榜出来的，而是留在消费者头脑中的，只有高质量、高品质、物有所值的东西，才能在消费者头脑中产生永恒回忆和美好联想。所以最好的品牌是让消费者说话、让时间说话，名牌的基础是品质和服务，任何一个企业创名牌都应在基础上下功夫，离开基础来谈创名牌是沙漠上造宫殿，非出问题不可。现在的消费者已慢慢趋于成熟，一个负责、成熟的企业在向消费者诉求时更应理智。
记者：但据市场反馈，广告对常用药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感冒药，谁的知名度大谁的销售量就大，因为这类药的品质差异不是很明显，消费者一般是很难吃出“质量”来的。
李春波：这是没错的。而且对于一个新产品，广告的告知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做广告，来立信、来益（天然ＶＥ）刚上市时，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广告，但现在我们认为这两个品牌已经成熟了，不需要再用大量的广告去轰炸。至于今年我们停掉了一些广告，一是政策原因，二是集团正在调整，我们有自己的考虑。
记者：国家税务总局上个月对部分行业的广告支出税前扣除标准作出调整，制药、食品（包括保健品、饮料）等行业企业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８％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这能否视为医药类上市公司的一个利好消息？
李春波：这对于像去年一年广告投入逾１７亿元的哈药集团来说，当然是个利好消息。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目前没有多大的作用，将来当然也就难说了。当初国家出台２％的限制，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少数企业广告过度的现象，但２％的限制的确是太低了。目前媒体的广告主要是药品、食品、房地产、通信、日化、家电等，这些行业与消费者接触紧密，在广告投入方面一般都超过了２％。
记者：开连锁药店是时下医药行业的流行之举，不仅是国内的“三九”们，还有刚上岸的台湾药店和据说在年底要开张的美国兵团。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这种现象是否说明医药零售业的利润相当诱人？
李春波：开连锁店的确是时下医药行业的流行之举，比如：一致入选百强，二仁缔结联盟，三九闪电收购等，再比如深圳现在有医药连锁企业共１１家，旗下４６４家连锁药店，占深圳所有药店总量的４５．８％，营业额占深圳药店营业额６０％—７０％。这种现象说明医药零售业，也就是说通路建设对制药企业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明零售业的利润如何如何丰厚、诱人。
记者：但有业内人士称，连锁药店的毛利达到２５％。
李春波：这只是眼前，随着各方力量对医药连锁业的介入，２５％的毛利率定将“风光不再”，医药连锁业肯定还得寻找新的支持点。我国在药品连锁模式上的探索还刚刚开始，我觉得无论台湾药店还是美国兵团的渗透都有利于国内药企连锁的经营和学习。
记者：浙江医药是否也打算进军医药零售业这块兵家争夺之地？
李春波：在现阶段医药行业的市场竞争中，药品的推广能力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医药产品要打入市场就必须使其产品的特点得到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认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托一个强大的营销体系。浙江医药在通路建设方面的一个重点是完善国际、国内分支机构的网络建设。国外公司能打入中国市场，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拓国际市场？现在浙江医药在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坦桑尼亚、巴基斯坦、阿根廷及中国香港等设立了分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已占国内销售的１／３强，说明国内企业也不一定非在国内市场征城掠地方显英雄。
至于零售这块，浙江医药目前只是在浙江省省内逐步完善，还是一个起步阶段。公司将整合浙江医药公司作为自身营销体系建立中的关键环节，今后将在原国内２０几个分公司的基础上在全国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