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影响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不确定性。短期看来，世界经济的收缩幅度可能远远超过 2008/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甚至可能会出现不亚于 19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衰退。
尽管目前的一致预期认为经济活动在疫情后将强劲反弹，但也有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经济活动很可能永久性地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鉴于目前大多数国家仍处于抗击疫情的第一阶段，对经济造成的“创伤”程度尚难以估算。各种封锁隔离措施导致经济活动收缩、失业加剧、国际贸易下滑，封锁隔离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
从长期来看，即使经济复苏曲线确为预判的“U”型或“V”型，也不太可能回归到疫情之前的增长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认为，到2021 年底全球产出损失累计可能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经济总量之和。部分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复苏挑战。
各国央行和政府已投入数万亿美元以维持民众和企业的生计，并防止金融市场失灵。这一纾困机制对于解决各国国内的问题效果明显，但对于国际问题则鞭长莫及，即便将来各国解除了内部封锁措施并重启经济，但“外部封锁”仍可能会持续。受制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和活跃程度整体下降，即使各国采取的经济恢复政策在国内成效明显，也无法完全抵消外部需求萎缩对出口（乃至对整体 GDP）的影响。同时，各个国家或地区因解除封锁的时间点先后不一，也可能造成更多国家间“保持社交距离”。这很可能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延续疫情前就已出现的变化苗头，甚至走向重塑。
随之而来的事态发展可能进一步加剧疫情之前就已盛行的逆全球化叙事。世界各国原本对于国际贸易和商业往来的现行规则制度适用性已存在不小分歧，而全球经济合作的减少，必将进一步威胁原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体系。目前正在谈判过程中的贸易自由化倡议（特别是亚洲）重要性凸显。参与其中的各国和区域联盟可借此良机确立自己的规则和标准体系。
与战时情况相似，政府出台过渡性金融安排等纾困政策的成本最直观地体现为债务水平的上升。现阶段看，债务大幅增加的后果尚不明确。一般而言，短期纾困工作做得越好，疫情后经济反弹越强劲，债务也越容易消化。历史经验表明，严重的经济创伤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更紧缩的财政政策。在部分财政困难严重的国家，还可能会引发资本管制甚至债务违约。
科技可能带来重大影响。战后新兴科技的发展推动了1950 年代美国的经济复苏，此次与新冠肺炎的抗争也可能引发重大技术变革，从而促生社会运行方式的重大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可能不会对所有人都有利。
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在家办公模式的推广。一方面，这种安排可以大大减少员工的通勤时间，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办公楼需求的减少和住宅房产供应的增加。另一个变化则是“虚拟”线上交流和“虚拟”线上会议的普及：毫无疑问，视音频通讯服务在未来几个季度将迅速扩张，对于现场会议的需求则会下降。这既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又可以减少当前各国旅行限制政策下员工跨境出行的风险，同时降低航空旅行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带来一段时间的气候“红利”。第三个变化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已露端倪，即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来缩短全球供应链并鼓励产业“回归”，其后果就是已经工业化的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加剧这一影响。各国政府可能会重新评估并重视自身的“战略性行业”和“龙头企业”，以增强对黑天鹅事件风险的防范。这些政策可能有助于各国政府树立其国民利益至上的形象，也反映出新冠疫情后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某种必然性。令人担忧的是，疫情当前，正是亟需达成广泛国际合作共识之际，各国应当加强政策协调以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影响和巨大风险。在这个关键时刻全球经济合作弱化，则未免令人遗憾。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影响
当武汉报告最初的新冠肺炎病例时，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仍将其视为本地事件，认为最多只会拉低全球经济增长 0.1 个百分点1。此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各国也都或多或少地效仿了武汉的抗疫措施。目前来看，全球经济的产出损失幅度在部分国家甚至可能超过 19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1. 新冠疫情死亡人数：3 月底及 5 月中数据对比
来源: ECDC
在危机仍在持续的过程中进行预测是非常困难的。新冠病毒本身是一种未知的新型病毒，且全球疫情形势始终在持续、迅速变化中。无人能确定病毒随后会如何突变，也不清楚疫情是否会出现季节性反复。虽然有一些疫苗已进入测试阶段，但离大规模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仍有不少距离，特效抗病毒药物也还在摸索中。并且，由于缺乏对患者及已康复携带者的检测数据，目前连真正的死亡率都尚无定论。
封锁措施及群体免疫
种种未知因素之中，一个已知的事实是大多数国家对于此次疫情的应对措施。很多国家都已经采取了类似湖北的封锁隔离措施，而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中国国内已经开始尝试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近期不宜为了经济绩效而取消“保持社交距离”的封锁隔离措施。应当优先阻断病毒在初始阶段的快速传播，为公共医疗系统争取更多时间，而不是保持常态任由病毒蔓延。在没有疫苗及特效药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采取封锁措施、保持社交距离，在疫情缓解时再重启经济无疑是最优选择。
封锁措施有两种形式。其一是一国内部的封锁。这种封锁的有效性取决于该国的住房条件，条件越差，民众遵照指导实行自我隔离的难度越大。同时，这种封锁的实施也离不开强有力的财政支持，需要为企业停产、雇员停工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不少新兴经济体在两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20 年前几个月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严重——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资本管制，因此决定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
2. 封锁隔离中的英国：交通流量大幅萎缩
来源: 英国政府。注：公路数据以 2020 年 2 月第一周的对应日数值为基数，铁路数据以 2019 年对应周数值为基数，伦敦地铁和公交数据以 2019 年对应日为基数，由于登车政策的变更，公交的数据自 4 月 19 日起无法获得。
另一种封锁措施则是国与国之间的隔离，也正是这种封锁重创了各大航空公司。中国严格的国内封锁（主要是湖北以及武汉的封锁）已于 4 月中旬解除，但截至本文撰稿，对海外入境的管控仍在延续（除少数例外）。鉴于中国在国内封锁方面的举措已被不少国家效仿，这些国家也很可能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放宽国内封锁后，对外国访客采取类似举措。结果可能造成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人员流动持续低迷，可能对国际旅行、旅游业、劳动力流动及相关的汇款业务带来巨大影响。
3. 全球商业航班数量大幅下降
来源: Flightrader24
全球范围内商业航班数量大幅下降意味着疫情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很可能差强人意。一部分国家开始放宽管控时，另一部分国家仍处于封城隔离阶段。对于无法实施或承受持续封城的那部分国家，在通往群体免疫的道路上可能不得不经历一个（就死亡率而言）痛苦的过程，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于经济和财政困境。
4. 新兴市场融资成本上升
来源: Refinitiv Datastream
各国不同的政策选择及疫情发展进程决定了全球经济将无法在数月，甚至数年内恢复全速运转。全球化所依赖的基础联接——最显而易见的，商品、服务、人和资本日益自由的跨境流动——将受到阻碍，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必然因此受限。而且，在缺乏疫苗的情况下，所有国家都很容易再次被感染，间歇性的封城隔离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无奈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将给各国带来怎样的变化?
各国已经在争论后新冠疫情时代将发生怎样的改变。一些国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目标在遏制病毒传播的努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应在社会重塑中得到反映。那些宅在家里、放弃收入、延迟复课的人们理应得到政策奖励，包括为使劳动力市场更安全而增加公共服务投资以及对富人课税等。
在应对因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时，大部分政府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对家庭和企业的帮扶方面。这些针对性帮扶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激进的新政，尚有待观察。但其结果可能对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只有大幅增加企业、高收入者和富人的税收，政府才能负担得起有效的全民基本收入，为所有公民(无论贫富)提供一个有保障的最低收入。提高此类税收可能需要为一国公民制定全球所得税制度（符合美国现行税收政策），并严格限制财富和资本的跨境流动。此外，这一所得税制度还必须对公民身份有更明确的规定。 因此，那些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国家将不得不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以防止本国政策被他人利用。反过来，这些规定可能对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构成限制，加剧收入不平等和已有的经济移民问题。在公共卫生方面，如果没有全球或区域性的共同卫生标准，可能会出现新的卫生"民族主义"，并严重阻碍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人员流动的受限程度可能进而与医疗用品供给方面的本土偏好相关联。例如，当一种疫苗最终研发成功时，它可能首先在一国国内配给医疗卫生工作者，然后是其他“重要”行业人员，然后再分配给本国其他人。由于缺少一个有管辖权的国际性机构主持这一进程，可能导致各国竞相保有和获取重要医疗物资。
此外，本土偏好可能强化政府对所谓"国家龙头企业"的支持，龙头企业指对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或企业。这些“龙头企业”受政府保护免遭外国敌意收购，但客观上导致全球资本市场的割据，进而可能损害股东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安全将压倒国际合作，国际贸易规则可能被颠覆。
国家龙头企业的兴起，与回归集中化的“命令与控制”架构，以及脱离对自由市场的依赖一脉相承。已经有国家的部分企业自愿生产不为其常规客户的产品，转而满足医疗卫生需求，还有部分企业被要求这样做。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事实证明，社会化的欧洲医疗体系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比主要由私营部门主导的美国医疗体系更成功的话，未来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政治呼声可能会更高。
新冠肺炎疫情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现代全球化世界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完全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裂为三大集团——即西方国家、苏联和所谓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前两个集团进入冷战，那场斗争导致了几十年的冲突和动荡。直到邓小平先生在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实施开创性的改革开放政策和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一个完全全球化的世界才开始出现。
全球化的世界需要一整套国际规则来支撑。这些规则是由一批创建于20 世纪40年代和 50 年代的国际机构所制定的——联合国(以及其中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后称欧洲联盟)和关贸总协定(现称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的成立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范围。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上述国际机构已面临重重压力。对于全球贸易未来的广泛共识已被有关规则和机构适用性的分歧取而代之。不平等加剧叠加全球增长弱于预期，播下了普遍不满的种子，为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标签创造了条件，进而弱化了对国际机构的支持。早在世卫组织因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受诟病之前，英国退出欧盟和特朗普总统对北约摇摆不定的支持就是两个典型例子。
新冠疫情仍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2020 年 4 月 13 日，马克龙总统建议，从食品到药品的所有供应链必须更加“本地化”。他认为，在一场威胁到基本必需品短缺的国际危机中，法国再也不可能依赖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3 月，德国和意大利在医疗用品方面发生了争执。对于各国在医疗标准方面不一致，以及医疗用品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亦多有指责。这一切的背后——以及对世卫组织的批评——是对新冠肺炎病例和死亡统计报告的不信任。
诚然，我们也要看到各国已在一些领域做出协调一致的应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科研成果得以广泛分享和传播。美联储迅速反应建立美元流动性互换机制，缓解了世界其它地区的货币汇率和资本市场压力。一项关于额外支出优先事项的泛欧元区协议已启动，这可能为某种形式的债务共担铺平道路。二十国集团已经同意部分贫穷国家债务延期偿还，以为其提供更多的财政空间，支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蔓延的努力。
然而，国际协调合作往往脆弱不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地区性政策断层就开始出现。美国和德国都迅速退出了早先的财政刺激措施——虽然美国的部分财政紧缩是在州一级自动实施的，主要出于平衡预算的要求。各地方设置旨在保护当地纳税人利益的监管壁垒，地方性银行出现。而且，如前所述，不少国家的政治氛围已从全球化转向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变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全球贸易，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相对于 GDP 的增长速度比之前几十年要慢得多。
5.世界贸易增速相对于 GDP 增速已经放缓
来源: IMF WEO
很难说我们是否立刻就会看到类似的跨境紧张局势出现。如果民主党在11 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可能会带来政策基调的变化，但中美贸易争端实际上一直是两党一致支持的。一种可能性是，新冠疫情之后得到控制，世卫组织毫发无损，同时达成一系列新的国际卫生协议；但同样可能的是，世卫组织将为新冠疫情防控不力承担主要责任。而且，即便一些国家结束封城隔离，外部封锁仍可能无限期存在，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出现在欧盟申根区内，而申根区本是人员跨境顺畅流动的代名词。
换句话说，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作出有失分寸的民族主义反应的风险仍然很高，特别是考虑到各国出现的关于各自所作斗争和牺牲的叙述。这显然也无益于评估更长期的全球经济前景。
6.欧元区内，意大利面临的压力比其他国家更大
来源: Refinitiv Datastream
未来的经济轨迹将会如何？
想准确地预测短期内经济会下跌到何种程度很难，而要准确地评估疫情后复苏的程度更加困难。长期经济前景尤其不确定。正如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在4月份对 COVID-19 潜在长期经济损失影响评估中所描述的，经济“创伤”的程度几乎无法在早期阶段进行测算2。不同估计和假设前提下，估算结果差异巨大。基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的分析报告，假设三个月的封锁继之以三个月的部分经济重启，则英国的经济活动水平可能在 2021 年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相比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全球经济活动可能会永久性地低于其原本可能达到的水平，认为到 2021 年底，全球累计产出损失将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经济总量之和，甚至更大3。如表 7，以汇丰银行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前的预测为基准，列出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4和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在 2020 年 4 月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 年6月所做的关于 2021 年经济活动缺口的预测对比。不同机构预测之间的差异既反映了有关新冠疫情的巨大不确定性，又反映了当前几乎每天都在下调预测的事实。大多数预测认为2021 年的 GDP 水平仍将远低于没有出现新冠疫情时的水平。对于印度和巴西这一类国家来说，经济脆弱程度尤为突出。
7. 各机构实际 GDP 预测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创伤”的估计
原则上，针对新冠疫情冲击，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应十分明确。在封锁期间，宏观经济刺激措施必须着眼于支持企业免于破产和工人免于失业，并寄望于企业和劳动力在疫情结束、商业活动恢复正常之后还能存续。这就相当于在COVID-19 制造的经济和金融裂缝上架起一座桥梁。那些国内资本市场有深度、流动性强，且拥有稳定可靠金融机构的国家将处于有利地位。而那些缺乏这些优势的国家（主要是新兴国家）则可能面临困境。这也是为什么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国家仍在试图找到方法以减轻新兴市场经济负担。
为企业及家庭部门提供过渡性金融安排显然比什么都不做好得多，但仍然有需要承担的经济后果：
公共债务相对于 GDP 水平将会飙升，尤其是在封锁期间。此后，根据战时经验，公共债务水平很可能会永久高于没有出现新冠疫情的时期。
纾困政策的国内效果将好于跨国间效果。即使一个国家结束封锁，重新参与到繁荣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活动中也不容易。无论政策制定者在国内取得了何种成效，都无法完全抵消由于其他地区需求萎缩对本国出口（以及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带来的影响。被切断与庞大国际市场的联系对于那些小国开放经济体更加不利。
一些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可能仍会选择破产。部分企业所有者既不希望背负额外的债务，也不希望承担与此类债务相关的个人责任。因而，即使解除封锁后，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将很难找到有合适报酬的工作机会。
金融体系内，评级机构可能加剧无益的顺周期性风险。随着企业收入的减少，信用评级下调的可能性上升。尽管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了额外支持，但这增加了各类企业（及其众多供应商）的信贷成本，同时降低了信贷的可获得性。评级机构可能很难看到桥的另一侧前景。 贷款担保和直接“送钱”的工作并不简单。即使最终的信贷风险会落在政府头上，但说服银行的信贷人员向短期内严重亏损的企业放贷也是很困难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向企业直接“送钱”，因为政策制定者得出结论，如果不这么做资金不可能迅速到位。
封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无论对于实物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威胁。程度最轻微的是部分实物投资被推迟，如果企业倒闭，相关投资则不会发生。结果很可能是资本存量较之前下降。同时，中小学和高校的停课可能会损害教育服务的数量和资质的可靠性。中学毕业和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可能会特别高。如果一开始就没被雇用，也就谈不上被暂时解雇。因此，人力资本得不到充分利用，生产率水平的增长可能因此下滑。 预防未来大流行的“保险性”需求（以及在缺乏有效疫苗或者病毒卷土重来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高企。就像美国在 9/11 之后加强了国家安全，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银行被要求持有更多资本金一样，这类“保险”在短期内将更多资源配置到大致可以被称为“非生产性”的领域。鉴于各国政府不同程度地认为现在应将更广泛的经济活动归入“战略性产业”的旗帜之下，随着本土偏好的影响力上升，全球供应链可能会被削弱，意味着在过去半个世纪所获的经济效率提升可能被部分逆转。从市场规模来看，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的国家最终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更好地应对这些情况。总而言之，即使在 2020 年晚些时候或 2021 年经济增长强劲反弹，经济可能也不会恢复常态。政治和社会优先事项可能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重视卫生安全，以及降低对短期经济业绩的强调。这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将金融稳定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做法异曲同工。国际供应链可能较之前缩短——在 COVID-19 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可能加速——特别是那些更强调国家安全的地区，其近期经济效率也有所下降。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可能下降，因为他们既担心再次出现跨境封锁，又担心主要离岸生产中心出现可用劳动力的突然短缺。
总体而言，经济活动水平及其增长率可能会持续低于未出现新冠疫情的情景，这表明作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即更高的公共债务水平，可能消化起来并不容易。
新冠疫情将如何影响全球债务？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全球债务水平（包括公共部门债务和私人部门债务）相对总收入水平已经过高。个别欧洲国家已经降低了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但是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债务水平上升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迁延不愈的后遗症。一般来说，债务增加体现为政府和企业的额外借贷。
8. 大部分政府靠借贷度过全球金融危机
来源: BIS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及其对政府债务和 GDP 的冲击使得高负债问题雪上加霜。幸运的是，利率保持低位，从而债务利息负担也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也就意味着政府债务在未来几个月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对于那些央行已做好准备增发债券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政府债务已上升至GDP的200%以上，这一比率是现在的两倍多。
问题在于，待到病毒消退，经济增长趋于稳定，这些累积的债务又何去何从。通常来说，当下借贷在维持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越成功，将来的债务负担消化起来就会越轻松。换句话说，如果现在额外增加的借贷不能避免大规模的经济“创伤”产生，那么到了决定这笔债务最终由谁来偿还的时候，各国面临的政治挑战就会更大。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之后，关于债务负担的讨论尤为活跃，部分原因是因为战后各国经济状况各异，当时又爆发了西班牙大流感。对于德国和奥地利来说，除了战争本身的开销以外，还须负担赔偿金，因此唯有把通货膨胀当成逃避机制。战时发行的政府债券迅速贬值，所代表的金融资产早已荡然无存。对于英国而言，政策制定者希望维持战前经济政策，因此以 1914 年的汇率重返金本位，英国强力推行对内贬值，导致持续的财政紧缩和减薪。各国最后还是违约了，尽管主要原因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而非第一次世界大战。
换言之，与二战之后相比，一战结束后的经济“创伤”严重得多。因而，比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二十年代的债务更加难以消化。出现这一差异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之后，各国愿意搁置分歧——通过马歇尔计划——来打造一个各方都能得到良好发展的未来。认识到相互依存的重要性是其基础。然而，即便如此，英国的配给制还是持续到了 1954 年，美国仍在执行禁止银行支付活期帐户利息的“Q条例”，使财政部能够以低于市场利率为政府借贷提供资金，这也是所谓“金融抑制”的绝佳例证。
技术变革能否支持全球经济复苏？
艰难时世常常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一战结束后的十年里，随着大规模生产（尤其是汽车）、大众消费（消费者信贷的快速增长）和大众娱乐活动（广播和第一部剧场版有声电影）的兴起，美国经济蓬勃发展。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双层翼飞机还很普遍，到了 1945 年，喷气式飞机方兴未艾，预示着大规模跨国旅行的时代即将到来。
新冠病毒或许也将带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假以时日，还有望触发社会运行方式的巨变。
第一个明显的变化或将是在家办公的普及，有望大大降低通勤时间，减少办公空间，增加住宅供应。第二个变化就是“虚拟”会面和线上会议的数量增加。在未来几个季度里，音视频质量定将显著提高，面对面开会的需求降低。既能降低企业成本，又能在人员跨境流动限制增加时降低出行所带来的业务风险。此外，航空旅行的需求也将减少。两者都有助于带来长久的气候“红利”。
第三个变化在各地因新冠疫情采取封锁措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通过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来缩短全球供应链并推动产业“回归”，可能带来工业化经济体和其它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技术进步或许是二十世纪后期全球化的驱动力，但是，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对国家“安全”需求的上升使得技术同样可以应用于强化隔离。这样以来，世界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番模样，部分国家从疫情中恢复，国内防护水平得到提高，另外一些国家则陷于经济和金融困境难以脱身。
对未来政策的影响？
目前阶段，评估新冠疫情对经济和政治造成的长期影响都是推测性的。封锁措施需要持续多久，将如何逐步取消等，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长期来看新冠疫情的经济“创伤”会持续多久，各方仍然莫衷一是。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列出一些能够决定“后疫情时代”前景的关键参数。那些无法成功落实封锁措施的国家，无论是通过财务限制还是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都将经历更严重的经济“创伤”。新兴市场国家尤其脆弱。那些要求建立新的内部“社会契约”的国家或将选择与全球化的世界保持一定距离，尽管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化曾经造福数十亿人。那些使企业得以坚持经营更长时间的国家将能更加有效地搭建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梁”。在日益混乱的世界中，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可能表现得相对更好。与那些不能或者不愿接受国际仲裁机构所采用通用标准的国家相比，那些能够在共同医学标准上达成一致的国家彼此之间交流将更为顺畅。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巨大风险表明，如果能够达成国际性协议，留给政策应对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就国际卫生标准达成协议，并遵照执行。二战之后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开放的贸易体系铺平了道路，达成共同的卫生协议同样有助于更有效地开放边界。对于那些严重依赖旅游业和外侨工人汇款创收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支持对因新冠疫情财政吃紧的国家进行债务减免或债务重组。二十国集团已朝此方向迈进，借此迟到的契机重新考虑该如何分担国际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压力。 认识到财政状况最为糟糕的国家或许有必要采取临时性资本和外汇管制措施，同时也应确立清晰的“开放”路径，为危机结束后做好准备。 努力通过强调开放的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性来限制产业“回归”。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近几十年来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一旦世界经济趋于封闭，数以亿计的人或将陷入贫困，全球经济不平等加剧，跨国经济移民数量也将因此上升。
危机过后，经济体内部应加大对收入公平分配的重视力度，认识到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等关键行业劳动者在维护他人生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申价格稳定的重要性。当今世界，各国财政部和央行被迫做出前所未有的决定，包括对更高水平的政府债务进行货币化融资等。重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高通胀不啻为一种自毁行为。
后疫情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影响
CDF 企业专题报告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提交
2020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