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创业家族创业-(1)
时钟停留在１９９９年春节刚过后的某一天晚上。
电视机里还在转播武汉一台录制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音量调得很低，但还是吵醒了身旁熟睡的丈夫。他翻个身，嘴里咕噜了一句，不久就不见动静了。
偶尔有一两声警笛传来，她知道那是马路对面的武昌分局的干警们在出勤了。隐隐的还可以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搓麻将的声音。除此之外窗外一片死寂。
夜已很深了。
韩增桂女士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语道：“都打了一天的牌了还在打，下岗了也没有说出去找点事做做。”看看钟，还有几个小时就又要起床了。可是新店到底租不租呢？那家店门面倒是不错，价格也还是公道。如果租了那家新店，又由谁来经营比较合适呢？妹妹最近的生意又不太好，这次要不要再帮她一次？自己年纪也一天天老了，将来的这一摊事又由谁来接手呢？这一切都该如何和大嫂谈？
韩增桂
韩增桂女士是这条街上有名的“女能人”。早在１９８３年，由于家中经济困难，她就在所在单位办理了劳保休养手续，回到家中开了本街区的第一家早点摊位。由于这是当时本街区的第一家早点摊位，又加上她服务态度非常好，全无国营单位的生硬作风，包子也是个大量足，口味也随时随顾客的偏好而调整，不久就在该街区卖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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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店”之一
１９９１年以后，韩增桂女士又回到单位，做上了食堂管理员。于是她开始借此机会学习正规餐饮业的经营管理技巧和一些相关的技能。经过两三年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以及在大排档基础上不断的试验，终于在１９９４年借助于自家的空闲房屋开始了正规的中晚餐的供应。这时韩增桂女士也相应地在单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准备全身心投入自家新开张的餐馆。
由于韩增桂女士一开始就奉行着物美价廉、薄利多销、顾客第一的原则，虽然刚开始时做出的菜还谈不上什么风格，但味足量大，加上她踏实、肯干、不辞劳苦、处处为顾客着想，极大地解决了周围商业单位职工午餐的问题。更由于就近的武汉音乐学院和武昌公安分局等单位内部食堂伙食水平低或根本没有食堂，因而培养了一大批忠实客户。再加上学习和工作在这些单位中的人们就餐时间不固定，而且有消费能力，餐馆也满足了他们对弹性就餐时间的需求。渐渐地，餐馆成为了这些顾客们的“第二食堂”。
由于餐馆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去餐馆的路上有一条必经的四季阴暗的小巷，所以人们就亲切地将这家小店叫做“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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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日益火红，经济上也日渐宽裕。但由于刚开始时的目标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必需的家用，且孩子们也都相继有了不错的工作，帮忙的时间越来越少，加之由于本着补贴家用的目的，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资金有许多没有用在扩大再生产上而多留作他用；这时餐馆的发展也就显得相对缓慢。
刚开始聘请的员工中还有一两位是非亲非故的，后来也都全部换成了丈夫家庭中由于所居住地理位置的限制而无非常好的发展机会的子弟们了。这些职工，在血统上是夫家的远房亲戚，从辈份上而言都是她的儿孙辈；因此，平时在一起工作时他们都叫她“奶奶”。
妹妹
１９９６年时“黑店”已发展得小有规模了，共有三层营业厅提供给顾客就餐，员工多时也有１０余人。这时由于妹夫突然被检查得了胃癌，看病住院花费甚大，且妹妹的单位经济效益一直欠佳，自己做生意又不太成功，因而她家里的经济状况直线下滑。本着帮助同胞姐妹的目的，韩增桂女士将“黑店”承包给了妹妹。另外也由于同等档次的餐馆最近在该街区成长很快，且餐馆的经营需要大量的体力。连年的劳作，让她心中已十分厌烦，希望有一段时间的休息调整。
妹妹在来“黑店”之前长年在一家土特产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原本想凭她多年来在商业中从事工作的经验，可以很顺利地接手“黑店”的管理工作。可事情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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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黑店”内基本没有成文的规章与制度。每当员工有什么错误时，韩女士多用口头的批评来解决，极少数情况下也有将员工重新交由其父母带回家乡的事件发生。员工全部住在她自家专门腾出的几间宿舍里，平日就餐也多与她及自家子弟在一起。虽然韩女士在工作时对他们要求严格，批评起人来也毫不留情面，但在工作之余，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和睦，员工们如看到她有何决策不当的地方，一般都会当面指出。有时员工还会开开她的玩笑，她也丝毫不计较。由于平时工作、生活都在一起，且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员工彼此都是亲戚，大多自小就认识，在刚来不久就能很快融入到这个小集体里。由于这些员工多是韩女士的儿孙辈，他们的父母在他们来“黑店”工作前一般都不仅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进城打一份工，也更希望韩女士在让他们有一份合适的工作的同时，能帮助他们远在家乡的家长来管教他们，纠正他们的一些不当的行为。甚至有几位在初来时，都由其父母陪同；在其父母住在韩女士家中时就开始了工作，以适应新环境。在其父母表示对一切都满意、即将离开武汉前，一般都会对韩女士嘱托再三，要求她帮助他们自己来管教他们的子女。为了限制这些子弟员工们的行为，韩女士一般都是一年只发两三次薪水。每次发薪时，韩女士都将他们各人的工资存入他们自己的存折中，在他们看过存折后，又将存折收回，代他们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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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春节回家前，会将存折及红包一并交还他们。在这时，他们的车票一般也都是买好了的。员工们也都乐意如此，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又是集体宿舍，他们必须考虑到财物的安全问题。平时如有急需，他们可以随时同韩女士讲明原因，取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存折。从未发生存折取不回的现象。除工资之外，韩女士还会不定期地以零花钱的名义向他们发放数量不等的奖金。但大多数员工并没有将这笔奖金花光，而是小心地保存起来。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平日的住宿、伙食费用都不用操心，日常的生活用品也都是随时可向韩女士索得。除少量开销之外基本无重大支出项目。“黑店”对于这些员工而言，并不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而更是一个家，韩女士则代他们的父母在行使权力，承担义务。１９９５年后，韩女士也曾试着将“黑店”的管理交由她下岗在家的媳妇——杨女士来管理，而自己只从事宏观的管理。但由于杨女士当时经验还不够丰富，最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而韩增桂女士的这些做法却让已失去工作的媳妇对“黑店”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妹妹刚来到“黑店”时，由于对餐饮业的运作方式还不太熟悉，因而在初期，还是主要由韩女士来作决策。随着妹妹经验的积累，韩女士就将“黑店”的业务基本上交给妹妹来管理，原先负责“黑店”管理的杨女士此时也退居参谋与协助的位子。在刚开始时，妹妹在管理上基本上仍然沿用韩女士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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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店中的许多不明不白的现象，如部分员工在收银时未将现金如数上交等事上，也遵循着韩女士一家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而未进行太多的干涉，保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之后不久，她在征得韩女士的同意后，让自己身体状况稍有好转的丈夫来店中担任收银员的工作，店中的现金流失现象才稍有好转。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也相应地推出了许多制度。当后来问起她为何在当时要转变管理模式时，她回答道：“我从事商业行业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每个单位都是只有在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并有效执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常运转。咱们店开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扩大，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在运作时，太多地考虑人际之间的亲情因素。好不容易挣到的钱，有许多不明不白地流到个人的手中。如果说办这个店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维持家用，那也就罢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单位的效益不好，许多下岗后的工人都在开餐馆，我们的顾客越来越少，利润也越来越薄，如果再像从前那样，将来怕只有倒闭一条道了。而且，虽然说是一家人，什么都好商量，但如要办成大事，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才行哪！”但是现实的情况却并不像妹妹想象中的那么如意。随着制度的推行，员工（亲戚）们都越来越感觉到行为的被束缚，从前韩女士管理时的宽松气氛不再存在。妹妹在执行起制度来时是毫不留情面，许多员工开始怀念起韩女士管理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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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许多从前不明不白的现象得到了制止，但是，消极怠工的情绪却在四处蔓延。妹妹的指挥也不似从前那样有效了。
担任妹妹助手的杨女士听到的抱怨最多，而且她自己也感受到压抑。从前那种大家一起劳作、不分彼此的家的气氛已不存在了，“黑店”这时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工作场所。许多时候，她都在想，如果自己从前能更加努力地工作，得到韩女士对自己能力的信任，那么今天管理“黑店”的也许就不会是妹妹而是自己了，而自己是决不会采用这种管理方法的。事是人做出来的，如果做事的人没有积极性做事，那么事又怎么可能做得好呢？而且在最近，妹妹为了改变她在“黑店”中指挥失灵的现象，又让她的儿子来担任一部分工作。而这个十来岁的毛头小子，一来就将自己放在了老板的位置上，对许多员工出言不逊，动则指责，甚至发生了与顾客、员工冲突的现象。这让她更感到心中不畅。
韩女士也多次向妹妹表示道：“不要管的太严了！”后当妹妹对韩女士提出进一步的人事权时，也遭到了韩女士的拒绝。
所有的这一切，让妹妹的介入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事后的结果证明果然如此。
家族中从前的矛盾也让职工（亲戚）们对妹妹的到来存在着许多抵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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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增桂女士在家族中排行老二，大哥性格比较内向，长年工作在武汉市的一家特大型企业中，从事着经济事务方面的研究和技术工作。加上他的教育背景好，事业上较有成就，因而他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了自己本人的工作中，而对家庭的事务只是局限在一般性的过问上。在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在家中越来越多地充当家长和协调人的角色。但因为各个兄弟姐妹早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种家长和仲裁人的身份也就越来越滑向于流于形式和“临时消防员”的角色。
而对姐妹们的实际生活的关心方面，韩增桂女士是做得最多的。由于一直在做生意，韩增桂女士的家庭生活相对于一般的市民阶层要好出许多。各个兄弟姐妹同在武汉三镇，交通十分便利，彼此之间来往也十分密切。加上韩增桂女士热情好客，自家又是干餐饮的，因而绝大多数时候当姐妹们来武昌时，都由她来提供伙食甚至住宿。一两次可能无所谓，但是由于此种情况过于频繁地发生，而引起了在“黑店”中担任职工的夫家的亲戚们的不满。更加上妹妹在此之前也在“黑店”附近开过一家小餐馆。两家餐馆之间不但存在竞争关系，甚至还有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帐。这些，也加深了“黑店”亲戚——职工们对妹妹到来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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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店”之二
当１９９７年，韩增桂女士再次接手“黑店”的管理时，“黑店”的生意已大不如前。这一方面有因前一段时间以来内部管理混乱而造成的服务水平下滑、客户外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整个宏观经济开始不景气，团体消费锐减。从前的老顾客如市公安局的干警们也因单位内部办起了伙食不错的食堂，而减少了来“黑店”就餐的次数。武汉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也因校门改了方向，且在新大门两旁迅速地生长出一大批餐馆而同样少来“黑店”就餐。宏观经济不振，造成的更大的负面影响是大批职工下岗，下岗后的失业工人也在附近开始从事各种不同档次的餐饮服务业。商业机构中的顾客也都自带便当，附近的居民也减少了订餐的次数。原本是作高档酒宴的大酒楼也放下架子，开始经营早餐、大排档等不上档次的项目，以求个薄利多销。这时“黑店”在地理位置和经营方式上的劣势开始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点点店”
１９９７年韩增桂女士再次接手“黑店”之后，马上发觉了导致黑店走入低谷的几个具体的内外部原因。经过协商后，韩增桂女士将“黑店”再次以承包的方式，将经营管理权交给了杨女士。用她本人的话讲，这一来解决了杨女士的就业问题，二来也是为她本人腾出了精力以为家庭的发展开发别的新项目。她本人只在财务上采取一定的手段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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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这时家境稍宽裕的大嫂——阮女士也办理了退休手续，正为家中的少量资金无处发展而发愁。于是二人在一起试探了众多的投资可能之后，决定从“黑店”前不远处的一家行将倒闭的工艺陶瓷商店中将其门面转租过来。不久，她们就成立了一家小商店，起名为“点点店”。
新店
经过一年多的辛苦耕耘，“点点店”发展得十分健康。１９９９年春节刚过，韩增桂女士得知在现“点点店”不远处有一家店辅需要转租。而且转租后，不需过多地接手原店主遗留下来的货物，价格相对而言也是较便宜的。加之韩女士一直有开连锁店的思路，顿时又有了将其承租下来的念头。
而与此同时，妹妹在离开“黑店”之后，也开始在别处与人合伙做生意，但由于近两年宏观经济不振等方面原因，生意也不是很好，最近又赋闲在家。韩女士想，自家几个子弟近几年来因无生活的压力而过于闲散，承租了这个新店后，一来可以再次帮助妹妹解决目前的困难，再者也可为子弟们找些事做，为将来的扩张打下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但考虑到他们从前过于闲散，一下子加担子又可能承担不起，心中不禁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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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二天清晨，韩增桂女士与往日一样很早就起了床，在对“黑店”作了简单的检查之后就直奔前面的“点点店”，安排了员工今天的工作并作出了今天的采购计划。中午，当她采购回来时，阮女士也早已来到了店中。韩增桂女士便将昨天晚上的考虑跟阮女士全盘托出，在提出了对未来承租了那个新店的经营构想后，她提出未来的发展仍然是以从前已商量好的连锁店的方式进行。将来在承租了新店后，目前的这个“点点店”将以承包的方式让妹妹来经营，未来的新店也将使用点点店的店名，但在其经营上与目前会有许多差异，人员上也要依靠几个后生的子弟。
阮女士在听过之后，沉思良久，最后说道：“首先，我不同意妹妹的介入。理由很简单，与她的合作从前就不愉快，将来如仍沿用从前的办法也难有起色。第二，我也不同意考虑子弟的安排问题。他们目前都已有较好的工作，而且对我们的生意发展也不太关心。我认为即使是将来要扩张，管理人员也可以通过外聘或提拔我们店内现有的员工的方式进行。最后，我认为将来如想有大的发展，就必须使制度相应地跟上，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不明不白了。”
说完这后，两人便陷入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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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女士最终决定承租新店，并将点点店的经营权全部转交给妹妹。新店同样用“点点店”的店名。新旧两店目前仅维持店名上的联系，未来将会冠以不同的店名。在对未来的接班人的考虑上，韩女士一方面采纳了阮女士的意见——提拔内部员工，另一方面也在家族中物色合适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