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奇迹
东亚发展模型
透过政府干预而增长的“日本模型”亦不能应用在东亚发展国家中，原因是套用在发展中东亚国的模型，至少已有５个。
香港及新加坡
虽然两个城市与其他增长迅速的岛屿，尤其马尔他甚为相似，但两者在区内可算是各自精彩。纵使他们在３０年代末期已是地位巩固的转口港，但贸易方向截然不同。有趣的是，这点奠定两个城市走向不同经济发展方向的相异处往往倍受忽视。香港向中国输入原材料，而从中国输出劳动密集制成品。４０年代末期，众多中国企业家逃往香港及台湾，其中主要来自上海的能带机械逃难。部分企业家甚至向保险索偿机械器材的损失，以获得营运资金。他们迅速地发展及扩展其出口业务，专营塑胶花、成衣、纺织、玩具、运动用品及其他劳动密集货品。香港的英国殖国地政府提供了中立的经济环境：低盈利进口关税（２．５％）带来宏观经济的稳定局面、低统一公司及个人收税（原先１２．５％，上升至１７．５％），及主要来自流动盈利，为原先少于２００万，后增长至６００万的人口，迅速建立了社会及物质的基础。由于经济规模少及开放，货币政策的工具无异较弱。移民控制如劳工政策，因而亦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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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农业，香港以最高的价钱输入食品，而将其他廉价消费品及输入品输出亦紧随而来。要是考虑欠周的国家有意将廉价货物在香港倾销，香港消费者及制造商会非常高兴。
低通胀及不断增长的出口，鼓励人民储蓄及投资。此外，对海外投资的开放态度亦有利于极具支持性的经济环境。虽然输出口制造起初以本地为主，但香港后期吸引海外企业，利用香港劳动人口生产劳动密集货品出口。这有助香港通向全球市场及全球科技“架”。只要没有为出口商提供保护或“赠送”奖励，如免税期，海外投资者剥削经济的危险便不会出现。
政府管制大都受制于土地计划。计划目的是令香港这个人口密集的岛屿及其邻近地区适合居住。虽然取缔潜建楼宇交由私人户主拥有，但公共投资仍包括公共房屋。
大批移民流入引发激烈的斗争并激化了灵活性。正如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吸纳大量员工的并非工厂，而是涉及经济范围的“非正式”行业。分包合同透过非正式及正式聘请来加强劳工使用率。随着经济迅速增长，劳动人口的技术及其工资亦大大提高，每年实质增长有１５％，而正迅速增长的在职家庭收入亦上升。香港经济亦因为旅游业而变得多元化，而金融服务、大规模传统贸易行业及不断增长的制造出口，对香港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有来自中国的各类型制造品出口的中间人服务扩张，情况自１９７９年中国开放政策实施后更有上升趋势。而香港制造业亦变得非常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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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金上升，香港企业家着手投资海外，以便利用其管理及市场经济来扩充生产。直至７０年代末期，这些企业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亚洲的出口工业，已成为重要投资者。
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厂家便纷纷将非技术性的劳动密集运作迁往大陆。估计香港企业家目前在中国雇用的员工人数至少有４００万人，单在珠江三角洲已有３００万人。他们主要负责出口制造，人数远远超过香港总劳动人口。虽然中国生产人数较香港的多出１００万，但香港的制造出口接近３００亿美元，而中国则只有６５０亿。由于香港主要集中较高技术生产过程，所以以每一元计，香港的增值额较中国高。
新加坡与香港刚好相反，属向内为主的转口港，为马来西亚、印尼及泰国从其他地方输入制成品，及负责将其基本产品，主要是锡、椰油及树胶、进行分类、包装及分工，然后再输出国外。
新加坡自５０年代末期取得独立后，由于得到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机构支持，遂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向内为主制造中心。这正好配合李光耀新社会主义政府的意识形态。他希望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农业腹地的工业中心。新加坡政府透过直接投资及“挑选赢家”（保护联邦市场输入代替品），从而在制造业担当重要角色。然而，基于联邦的种族组合，尤其新加坡以华人为主，李光耀的展望未能实践。新加坡于１９６５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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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迅即发现自己须面对多重严峻打击。首先，英国有意撤回军队，而英国驻军一直是新加坡经济的主要经济资源。另外，由于联邦逐渐变得自我保护，新加坡亦继而失去马来西亚这个市场。与此同时，印尼提出对抗政策，试图从新加坡手中取回印尼输出口的中间人角色。
１９６５年，新加坡人的资金，继日本之后是全亚洲最高，但失业率至少有１３％。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工会，行动激进，造成工业关系非常恶劣。于是政府向工会游说，要经济繁荣、就业率增长及资金上升，工会行动得理性化。此外，正式工会行业以外的工人利益亦须受到关注。
一夜之间，新加坡由向内出口转为向外出口。这种急剧的转变可在新加坡发生，原因是她在马来西亚两年期间，所行的保护主义道路不是太远。有别于香港，新加坡没有向海外销售劳动密集制成品的经验。因此，新加坡邀请世界各地，尤其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使用其劳动人口及基础设施作为出口基地，新加坡能成功吸引国际企业，在于她能提供一个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及保健），一个个全球竞争性及高效率的实质基础设施（交通及电子通讯），以及一个廉洁的政府。此外，新加坡亦提供高级住宅，起初只限于公营部门，但后来仍售与私人拥有。这对经济生产力及政治稳定有莫大贡献。
仅仅３年后，即１９６８年，新加坡的制成品出口及经济突飞猛进。直至７０年代，新加坡出现劳工短缺，所以从马亚西亚、菲律宾及其他邻近国家输人ｇａｓｔ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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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贸易持续增长，新加坡大有机会成为全球第二大港口（首位是纽约）。与此同时，新加坡旅游业昌盛、金融业亦在发展当中。
香港方面，低通胀及稳定汇率鼓励高储蓄及投资。作为刺激私人屋宇及退休储蓄的公积金，为公共投资提供资源。经济开放再次限制货币工具的使用。
当实质资金上升，制造业及其他行业更趋复杂化。在不足３０年间，由电子零件的简单装配，转移到零件制造的精密工程，以至“机械人”生产。新“三角”政策现已实行，目的是在马来西亚及印尼，从那些对新加坡已没有经济效率的工业，聘用相对没有技能的廉价劳工。到９０年代末期，单在印刷副产品工业工作的员工有５０万人。新加坡有超过七成的制造出口由外国企业生产。正如香港一样，由于没有保护政策，及为数甚少的本土管制，再加上销售地点主要以世界市场为主，外国企业难以在新加坡取得垄断地位，有异于香港殖民地政府。新加坡政府自１９５９年宣布独立后，有着浓烈的干涉主义味道。生产公共投资由向内及干涉主义政策衍生。新加坡亦成立经济发展局，目的是以一个“一站店”的模式处理迅速的市场流入，尤其协助对经济甚为重要的外国投资者进驻本地市场。新加坡政府仍采用由马亚西亚联邦规例制定的免税期。及为外国公司提供保护主义环境、信贷及土地资助。而这些已成为经济发展局官员与外国投资者磋商的主要“卖点”。但与会的投资者指出，这些好处对他们作投资决策没有太大影响，这亦证实了其他国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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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试图“挑选赢家”的政策有碍生产，所以不久便遭抛弃。而由官方“挑选”的首个出口工业，成衣及纺织，亦彻底失败，成衣出口从未“出口”，相反电子装配却兴盛起来。而获得丰厚资助的“新加坡丝”亦告失败，最后亦被放弃。自从一间享负盛名的照相机企业，在新加坡取得垄断地位后倒闭，剥夺新加坡发展镜片科技机会后，新加坡已对“挑选赢家”失去信心。由于新加坡官员有意维持管理环境，有关的讨论仍持续不断。但新加坡政府为了顺从市场走势，特别是要争取爬上技术及科技阶梯的机会，也决定放弃选赢家政策。
经过２５年非常成功的发展，新加坡政府明白，他们大部分的干预要不是有碍生产，便是多余，所以正着手撤消参与商业生产，及考虑进一步私有化，甚至包括“公共货品”。收入税收亦相对高（对企业征收接近５０％，要是再加上公积金供款，个人的征税还要高）。政府亦有意取消征税优惠以支持低企业税，务求提高效率。信贷资助到７０年代已大大削减。有人认为减少公共干预可让众多有为的政府官员投身商界，更能让他们发挥所长。
新加坡政府透过空间计划，对经济发展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作的主要贡献，更甚于香港政府。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在没有付出任何经济成本下，注重环境建设及自然美。在城市运输政策方面，新加坡处于全球领导地位。大众公共交通完善。纵使人民拥有汽车比率高，但交通挤塞情况绝无仅有。价格往往与宽松管制共同使用，以达到社会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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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及韩国
两国经济的“初步情况”颇具分别。台湾在３０年代的农业经济发展颇为不俗，亦没有受到二次大战太大影响，到４０年代末期，更有大批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及企业家流入。正如香港情况一样，这些新移民大都拥有资金、机械及世界市场知识。相反，韩国则饱受内战摧残。５０年代早期，韩国非常贫穷，人均收入比菲律宾还要低。到冬天，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寒交迫下死去。两国亦曾因为殖民地主及其封建合作者剥夺他们土地拥有权，而进行多次土地改革，但至５０年代，由于向内及保护主义政策，亦导致农业停滞不前。财政问题亦紧随保护主义出现。而两国在严重的财政大萧条的打击下，须寻求避难所。利率须维持低水平，而借贷则经由政府推出，再配给大型企业。５０年代的大笔资助不是被贪官污吏花掉，便是往海外汇款甚至遭浪费。当时通胀过高、汇率过高、经济不景气亦随之而来。但令人惊叹的是，该段期间的教育经费及对初步工业的保护，正奠定日后工业出口的基础。两国的贸易进步都须与政策偏见对衡。
随着经济政策的改变，台湾终在５０年代末期开始发展，而韩国则在６０年代初期开始。其实，加速两国发展的元素，是由于美国减少甚至撤消对他们的庞大非军事援助。两国随即改革财政政策，及致力平衡预算案，基础设施亦在此架构下展开。货币政策须在没有严重削弱经济情况下收紧，通胀亦已得到控制，而汇率亦须降低以平衡供款均衡水平及维持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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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台湾或韩国，改革者都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推翻保护主义，或引入具竞争性的财政体系。因此，它们须尝试透过撤销农业及出口的保护政策及利用贷款配给来达到“中立”。
对抗保护主义政策的方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不会带来副作用，让出口商透过人口限制及人口税的豁免，以全球价格输入原料。其他好处包括对农业原料的资助、提供通往本地市场的专有渠道（透过专营及进军市场限制）。“浪费津贴”、资助贷款及免税期能否刺激出口不但已受到质疑，而且有损经济，负责的行政队伍往往都是些想法主观、行事有碍生产的人。
要解决保护主义及对抗干预主义所产生的问题，代价沉重。财政“萧条”歪曲了行内及行业间的投资。推行周详的减轻农村贫穷计划旨在减低人们对农业的偏见所造成的影响。大规模直接干预制造及服务工业是必须的，务求舒缓为不同生产成本而设的“特定”关税带来的影响。这大大有利大型企业及员工。
“非正式”的劳动人口须承受保护主义，以及因对抗保护主义而起的干预及津贴所衍生的代价。歪曲政策制造政府财政及宏观经济成本，削弱了社会及环境基金的供应。房屋及其他社会福利设施方面都落在香港及新加坡后面。当台湾及韩国的人均收入上升，他们的保护主义连同补助政策被视为是对抗关税及贸易税协定（ＧＡＴＴ）。贸易报复问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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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６０年代末期以及７０年代末期，恢复公共投资，及资助私营企业投资“基本”工业。居所工业保护主义意识形态是部分推动力，但策略考虑亦是主要元素。韩国曾试图建设金属加工、重型工程及化学工业，但成本昂贵，并导致政府财政问题及通胀出现。只有钢铁业，在取得首次高资助后，便达到国际竞争水平。
韩国的财政分配促成多个大型财团势力的扩张，受害的是中小型企业。直至80年代，缺乏中小型企业无异有碍出口及总体增长，而且亦证明，要削弱大型财团的经济及政治力量，简直是异想天开。韩国政府未能发展一个具效率及竞争力的财政体系亦导致韩国企业只顾利用人口生产机械，而忽略了本地生产机械，从而防碍资本货物工业的发展。
韩国财政政策较台湾的抑压。台湾较次要及“非正式”的市场为中小型企业而设，而且台湾企业的发展较韩国的多元化。此外，台湾政策对外资较为开放。韩国大财团能成功地防止外国投资者竞争的同时，亦导致部分工业的技术发展相对疲弱。
韩国及台湾率先创立一个主要为外国企业提供相当于自由贸易基地的出口加工地区，让这些企业以国际价钱取得输入品。设于韩、台两国的出口加工地区的优势在于她们没有语言沟通、贪污，以及日本投资者在日本前殖民地所面对的政治问题。马山及Ｋａｏｓｈｉｕｎｇ，东亚出口加工地区的创立地，运作得非常成功。（自６０年代中期起，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７００多个地区相比，成绩尤为突出。）稳定的经济环境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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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干预主义行动只是表面功夫。汉城有一个“战争房”，墙上都布满了个别企业出口趋势显示板。而贸易部长及主要出口企业总裁均有直线电话，方便联系。
韩、台两国的成功，在某程度上可归功于两国的公共干预主义。由于两国忽略了政策中未革新元素所带来的歪曲现象，因而利用干预主义抵削这些现象是必须的。但同时，由于有关保护主义及管制的利益在６０及７０年代期间不断扩展，要透过紧缩保护及开放金融市场来改革两个经济，就显得难上加难。就将价格定为中位数而言，台湾便做得较韩国出色，原因是韩国仍维持她一贯的浓厚干预主义。韩国经济的相对脆弱性，以及政治不稳定，都是因为干预主义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
５０年代期间，马来西亚拥有强健的基本产品出口经济，但印尼及泰国，虽然农业资源相对丰富，却属全球贫穷国家。三个国家均采用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印尼在１９６５年后采用），奉行平衡预算案及严紧货币措施。如新加坡一样，泰国及马来西亚，在控制通胀方面非常成功。印尼及马来西亚纵然面对石油价格暴涨，在７０年代的宏观经济仍算稳定。
印马泰三国一直以输入替代品为主，但在保护输入替代品制造方面，则较５０年代的台湾及韩国，以及直至８０年代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弱。在泰国及印尼，走私令经济更加开放。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加上相对中立的贸易，不但加速了农业发展，而且促进６０年代的农业及矿物出口趋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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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年代期间，马来西亚及泰国走向出口制造，以及本地及外国投资，包括香港及台湾。到８０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降，印尼加入泰国及马来西亚行列，成为出口劳动密集制造商。相对较小型的生产商占领先地位。
到７０年代，三个国家的保护主义者只着眼利益，致力增强保护及寻求其他形式的工业资助，从而促使对抗保护主义的政策的成立。包括撤销以数量计的进口限制。当时亦有引入贷款资助及免税期，但效力不大。寻求租金遂得到鼓励，但到８０年代期间，贸易政策改革亦能成功地在这三个国家推行。
由于非正式工业的经济机会不断增长，大大降低印尼（全球第三大发展中国家）、泰国及马来西亚的失业率及就业不足率。她们三国虽然离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与区内的菲律宾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发展进度已算不俗。
中国
中国是唯一一个中央策划，或前中央策划国家，于８０年代期间经济急剧增长。中国由经济停滞不前，至戏剧性的出现，要归功于两个工业。由集体耕作至个人耕作的农业生产复苏，促成经济改革。７０年代末期，食物短缺问题迫在眉睫，中国政府不单转向细规模的个人耕作，而且还更进一步减除对农业的误解。以往有意降低农业价格，再加上推行高度保护政策，目的是刺激工业化。虽然由国家经营的制造及服务行业运作欠善，令服务行业受到压迫，以至削弱了多重经济效益，但农业生产及农村收入却有急剧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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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亦担任一个关键的角色。由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７８年的出口低微，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２％。出口的增值零件（以国际价格）更低；换言之，生产众多出口的本地成本较从海外购买的高。出口货品差，市场推广恶劣，促使大部分货品经由香港转售。
当经济不景气迫使中国在１９７９年推行开放政策，五个获政府相当投资的特别经济区得以成立，当即成为“世界之窗”。这些经济区从外国注入高科技、与外资进行试验及从中国输出货物。到８０年代，１４个各自取得不同程度的中央投资基金及自由度的沿岸城市，亦成为特别经济区，自此而后，更多的特别区，包括海南岛及上海的浦东区，亦相继成立。这些特别经济区成立至今已有１０年。基于政治理由，他们全须被视为成功例子。纵然劳工流动在中国不获批准，但这些特别经济区吸引了大批劳动人口。此外，他们亦为本地企业及负责其运作的高干带来丰厚的财富。然而，成本收益分析显示，特别经济区浪费公共基金的程度足以令人诧异。而所选用的资本密集科技，不太适用于本地情况，原因是资金资助过高。另外，大多数情况是在海外流失兑换率。
自１９７９年，国家贸易公司在处理出口方面，获得的自由度更大。但他们仍然非从国企及其分包商售卖货品不可。分包商运作效率往往较其母公司高。然而，这个行业的设计及品质恶劣、生产力低。大部分的企业，在８０年代早期有一定上升后，生产力又再次回落。他们的出口增值（以国际价格计）通常出现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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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批准外国投资与国内企业进行合资企业，但有关情况却常变而含糊。决策要在多次延期后才可制订，而且多是专横跋扈。官方管治亦难以预测；实质劳工资金并非如想像那般低。特别经济区附加多项收费在工人（及其他生产要素）及工人方针上，导致生产效率低，从而提高工人成本。８０年代期间，出口制造方面的正式外国投资继以低微。大多数外国投资均集中在旅游业，但投资者对中国方面有关的回报，从开始到现时为止都非常低。
由于香港、澳门及台湾的工资持续上升，劳动密集生产商着手寻求工资低廉的地方生产，中国便开始其开放政策。虽然对来自香港及台湾的成功大型企业来说，在中国，尤其特别经济区及其他指定地点进行正式投资，无异是非常麻烦。但这些国家的小型企业家倒颇为愿意“非正式”方法，大多是正式与乡镇企业，或甚至（国家级及省级）国企谈判，与中国共同合作生产。与“正式”程序相比，这种“非正式”方法可让企业家更快进行生产。
在中国的运作情况是：原料从中国输入，而制成品以投资者可赚取利润的价钱向海外出售。从投资者彼此间的竞争可看出，在互不干预出入口产品价格以外的情况下，多余盈利是有限的。
部分设备是由投资者提供的。这些投资者着重劳动密集生产。他们引入计件工作及轮班工作，务求充分利用廉价实质工资成本。
输入的机械大多属二手贷。这些投资者亦参与管理、设计、检定及市场推广，而本地企业则负责厂房及劳工供应。资金起初低廉，正反映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低，但随着技术及生产量上升，资金亦随即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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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得益的不单只是工人们，还有负责谈判的高干及企业所驻扎的社区。珠江三角洲目前经济蓬勃，数个中国华南地区的情况亦然。部分本地企业家，包括私人，即所谓“合作”企业、村镇企业及一些国企，即使在没有海外中国伙伴的情况下，亦纷纷仿效，为本地市场及次要的出口市场生产。
在短短十年，中国已成为双重经济。中央政府的改革步伐仍然缓慢、集体拥有仍是共产党信仰宗旨、双重价格体系不断招来贪污。由于通胀压力，政府财政及金融政策陷入一片混乱当中。中国政府为稳定经济，所以收紧货币政策，因而造成“过热”现象。政府须从外汇赌博及其他价格转变，而并非从生产中赚取利润。当时经济欠缺了法律体系及组织发展，主要受损的就是资产净值。但经济仍能正常运作，原因是农业及出口市场讯息仍存在，而且私营拥有亦被默默地接受。至于新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会否导致国家经济垮下，抑或在经济发展，尤其资产净值受损的情况下，双重经济能否屹立不倒，这些问题仍悬然未决。
菲律宾
菲律宾情况接近“拉丁美洲”模型，多于东亚模型。５０年代，菲律宾是东亚最先进国家，但至６０年代，便开始落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与区内其他地区相反，农业不景气一直是菲律宾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５０年代的高保护政策导致政府财政出现问题。而政府未能征收公务员和大型机构员工以外的个人人息税，亦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企业税亦受到同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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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公共开支。一个镇压金融的高利润体系蓬勃起来。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未能稳定经济，导致通胀过高、还款出现危机、汇率过高，以及货币贬值。保护主义抵销，以及出口优惠，包括出口加工地区，这些方法都不见有效，“停一进”政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尝试。它主张大量资助公共及私营向外贷款，这无异造成政府债台高筑。当时贪污猖狂。菲律宾的实质工资在２０年来停滞不前。唯有暂时及永久性的移民，可舒缓失业率及待业率不足的问题。
政府角色
由于东亚各政府试图将“日本模型”应用在国家发展上，歪曲了他们的角色，促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制造业及出口制造业增长上。然而，政府必须采取一个更实际的做法，包括考虑第一产业（尤其农业）、二次产业及第三产业，务求刺激总体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稳定
宏观经济稳定是东亚出口成功的基石。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泰国在５０年代初期、印尼自１９６５年起，以及５０年代末期的台湾及６０年代早期的韩国，都是依赖税收，而并非借贷或加印货币来应付周期性及发展开支。公共开支大都是盈利可负担的范围之内。当预算赤字危机有可能爆发，预算将被大量削减。然而，菲律宾就是欠缺这分审慎。而通胀正是宏观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
区内各国税收及公共开支的效率有异。由香港和新加坡，至另一端的区内其他国家，彼此的差距甚大。但除菲律宾外，区内各国的公共财政水平在经济增长初期甚高，又或随着国家发展，有关水平都有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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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效率的财政策设施有助于货币政策集中处理稳定价格，即是维持低通胀率及将兑汇率置于均衡水平。经济增长迅速鼓励私人储蓄、有助于公共存款投资在基础设施发展上及减低生产总成本。相对高的国内存款及投资是成功宏观经济政策效率的指标。
金融政策方面，香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具国际竞争性，而韩国的则属高度抑压体系。在韩国，由于政府借贷给私人企业时，进行详细的官方干预，导致经济大大失效。至于菲律宾，财政萧条歪曲生产架构，导致生产失效，以及为了非生产性目的，而向外国大量借贷。菲律宾的私人及公共借贷已达到“拉丁美洲”水平。
中立贸易政策
五个东亚模型显示了处理贸易政策的五种不同方法。
香港及新加坡的开放经济，再配合审慎的宏观政策，大大刺激两国出口增长。随着工人技术水平提高及工资上升，再加上外资流入以及从世界各地审核新科技，生产效率得以提升。
宏观经济稳定及中立贸易政策，不但鼓励各行业彼此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旅游业、金融服务及其他服务行业继而蓬勃增长），而且更促使海外投资。出口增长迅速及出口高比率（以个别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计）是主要行业，而并非增长的唯一来源。
这些国家中，具成效的公共干预大都受制于基础设施的开发。新加坡的经济干预政策存在着５０年代社会独立运作的意识形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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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支持生产的经济自由，该意识形态渐被放弃，但残余的部分思想，仍有不同企业（公共及私营）不同地位的公务员奉行。他们善于利用税收及其他优惠作为与私人企业谈判的卖点。但这个迟来的财政改革（降低公司税及私有化）并未扰乱经济，原因是政府干预只是在跟随市场趋势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因此，所产生的浪费亦不致太大。从广泛涵义及大部分情况而言，新加坡增长速度可媲美香港。新加坡的大量多余公共活动的主要成本，就是留住有为的新加坡人于共营机构，从而阻碍本土企业进化。
由于台湾及韩国在宏观经济改革期间没有走向中立贸易，当他们试图透过管制成立中立贸易，便须面对保护制造业的高成本。两国实施保护主义的措施有：数量入口限制（包括人口牌照）、提高关税、控制进军生产、生产配额、从抑压的金融体系实行借贷分配及控制价格。外国投资须受到监管，以防止外国公司剥削本地市场。
由适当政策引入，用来抵销歪曲成本的管制，导致更多额外的内联及互联行业歪曲、寻求租金及贪污情况出现。跟随的行政体系亦导致市场全面崩溃。要经济复苏，就必须加强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稳定及抗衡不适当的政策，亦有助加快进展速度。出口增长不但带来竞争力，而且亦令人们明白贸易及财政政策改革可取代昂贵的行政环境。
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所行的发展方向与台湾及韩国的相同，但她们的天然资源更为丰富，走私猖獗，保护水平低，农业增长所受阻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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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价格暴升为印尼及马来西亚带来相当丰厚的资源，用在投资社会及实质基础设施上。但两国亦因未能维持保护政策，而浪费了部分石油租金，直至８０年代初期油价下降，在严竣压力下，政府须进行经济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仍处于时间错位。宏观经济工具，尤其是有效及合理的税收仍有待建设。而货币及金融政策则欠缺一个架构基地。保护大都是数量性。到处都受到政府干预，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沉重。由于目前农业及出口业的经济发展巩固，可望改革步伐能继续前行。
某程度上，成功的东亚模型似乎与菲律宾有些不同。菲律宾出现干预情况，究其原因是保护主义及抑压财政政策。政府试图采取抗衡措施对抗，但始终不得要领，因为大部分跟随这个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无功而回，看来，菲律宾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主要相异之处在于菲律宾欠缺一个审慎的宏观经济。
后话
有关政府干预的讨论不只纯屑学术性质、１５０多个发展国家当中，只有少数展现急速、合理及可能维持的增长。对于大多数有待达到这个增长，对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研究出哪一个模式最适用于东亚极为重要。
＃18
问题
１、究竟何是成功因素：是日本模型所遵行的详细政府干预，还是稳定宏观经济及维持中立国际贸易，从而削减政府干预的开明政策？
２、为什么说，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显然是商机四现的淘金之地？
３、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与东亚各国政府政治经济政策有何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