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与古书收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一代凯恩斯男爵（英语：John Maynard Keynes, 1st Baron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一般称作凯恩斯（或译为凯因斯），英国经济学家。一反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尊重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预的经济学思想，凯恩斯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乃至于经济萧条。
本文作者赖建诚，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1982），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2—1993）。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专攻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著作有：《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梁启超的经济面向》《经济史的趣味》《经济思想史的趣味》等。
1946年6月凯恩斯过世时64岁，如果能多活十年，他很有可能和弟弟Geoffrey（1887-1982，96岁，外科医师）一样，成为20世纪的重要藏书家之一。凯恩斯从中学起开始搜集古书，当时最重要的购买来源，是剑桥的“市场”（market-place）有一家著名书摊，老板叫做Gustave David。凯恩斯早已拥有数量不少的各式书籍，其中让他无限骄傲的，是一本巨大的 Baskerville版圣经（1763年版），那是家族朋友赠送的。
1763年Baskerville版圣经，凯恩斯中学时家族朋友的赠礼David经营旧书有项原则：只要是廉价买入的就廉价卖出，罕见善本名著也如此，有些好书的价格低得出奇，凯恩斯因而得到许多助益，这样的交情持续到书商晚年。凯恩斯担任国王学院司库（Bursar）时，建造了艺术剧院（Arts Theater），他就帮David搬入位在St. Edward’s Passage的店铺，1936年David逝后由他儿子Hubert继续经营。
凯恩斯很早就对印刷精美、装帧高雅着迷，对于思想内容倒不很在意。他的审美观很排斥廉价平装本，这种见解和学术圈很不同：书籍的内容才是重点，外观只是虚荣。凯恩斯上大学时自创一套编目体系（但为时不久），给自己收藏的善本书分门别类。此事显示他在19岁时，已有可观的收藏量，内容还相当引人注目。例如他有一套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经拥有的三册套装书维吉尔（Virgil，古罗马奥古斯丁时期的诗人，公元前70年—前19年），内有斯密的藏书票。依此书的编号可看出，这是1902年3月5号，以半个Guinea（22克拉的黄金约4.2克重）向David买的。
他上大学时已拥有牛顿的《数学原理》首版（1686），上面注记：“大约1905年向David购入，价格4先令，他从Faringdon路买入，价格4便士（1先令=12便士）。”此时凯恩斯22岁，就对学术名著的首版深感兴趣，日后他还有更丰富的成果。20世纪初期在剑桥，是收藏古典名著的好岁月，凯恩斯的同学中，不少人对善本书也有高度热情，还自编藏书目录，相互展示，协助他人买名著。
凯恩斯兄弟
凯恩斯的弟弟Geoffrey也是知名藏书家，这是1972年伦敦藏书协会出版的85岁纪念文集有个著名的例子，是著名的剑桥经济学者H.S. Foxwell（1849-1936）。他是St. John’s学院的研究员，也是凯恩斯在Harvey路住宅的邻居。他从1875年起，搜集8万册各式古典经济著作，凯恩斯在他逝后，为他写篇充满情感的传记，收录在《全集》第十册第17篇页267-296。
开始从事主题式的收藏，是1906年他为了申请学院的初级研究员，必须写一本机率论的论文。他搜集许多当代著作，也买到某些机率论学者，例如Charles Babbage、George Boole、Augustus de Morgan、Laplace的首版名著。这本机率论的研究，1921年正式出版（39岁），现收入《全集》第8册（索引除外有505页）。
到1930年代早期，凯恩斯的古书大多从David买入。未必都是首版，但大都是精本，主要是诗人和剧作家的作品，例如Wordsworth、Coleridge，也有哲学家和经济学者的著作。David只要有经济学的好版本，就替他保留。到了1920年代末，凯恩斯已有Hume、Hobbes、Lock这些名家的精品，已可引人注目对外展示。他就是用这种随兴式的收购，持续到晚年仍不减热情。
到了1930年代中期，他才有意识地广泛搜集思想史著作。因为那时英国对各种思潮（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热烈议论，凯恩斯也搭上这班车。188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书籍收藏家热衷各种手稿、重要版本、都铎王朝与司图亚王朝的文学。同时也钟爱数学史、科学史名家如哥白尼、伽俐略、科普勒的著作。
凯恩斯的收藏
凯恩斯的收藏凯恩斯的收藏有简单理解方式：他喜欢重要思想家的所有早期版，包括同一版本的各种变异。他认为只依作者还不够，必须把作者时代背景相关的著作也收齐。因此他会买入许多次要著作，用以显示这些著作，如何影响这些重要思想家，以及这位思想家何以出类拔萃。
他搜集的作者中，Locke和Hume的著作几乎齐全了，连Hume非常罕见的《人性本论摘要》（1740）都有。他还有Hume的亲笔信函约30封，有些尚未出版。此外，Spinoza、Hobbes的著作也相当齐全。Berkeley、Descartes、Leibnitz、Butler这些名家的著作，都相当引人注目。有些重要著作，凯恩斯没登记入“目录”内，例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1543），那是1934年以150镑买入。至于黑格尔、康德、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这些都不在言下。他晚年的重要购入品，是当代重要科学家的文件：爱因斯坦、Eddington、Rutherford。
牛顿《数学原理》首版的封面页，有过不同的版本，1936年凯恩斯还写过文章讨论此事，刊在《书目问答》（Bibliographical Notes and Queries）2卷6期，这是专家级的意见。牛顿手稿激起他对拍卖的兴趣，但实在太忙，无法细看原件，也无法亲赴所有会场。他通常先去看拍卖的展示书籍，然后委托Maggs Brothers公司替他购入。除了英国的拍卖，他还关注欧陆与美国的书籍。每当买到一本昂贵版本，他就特别高兴。如果书价过高，但又很想买到手，他偶尔会写封长信，和书商套交情，解说为何哪个价位较合适。以他的名气和内行程度，时常会有折扣优待。
1939年时，精力充沛的凯恩斯觉得，收藏思想史方面的著作，速度已缓慢下来，无法满足他的胃口。他转移兴趣，关注16—17世纪的英国文学，主因有三：（1）他认为这段时期的文学有长远价值。（2）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著作，比一般人预期的还少许多，若不趁机买入，日后就更不容易。（3） 1930年代正值世界大萧条，许多名著便宜得不可思议。事后证明这三点都看对了。1939—1946年期间，他大量买入16—17世纪英国文学作品。这是个很大的领域，他只能选择性地搜购，他宁可用10镑买到十本，也不愿用100镑买到一本。这段时期他买到不少Milton、Ben Johnson、Spenser的首版。
剑桥知名经济学者Piero Sraffa (1898-1983)，是凯恩斯收藏经济学古典文献的同好凯恩斯还有一项终身性的嗜好：戏剧。他先买剧作家的著作，在Tilton的别墅中，有两大书架的收藏。主要来源除了拍卖会，他还和多位专营领域的书商时有往返。他买到的莎士比亚，大都是后来的版本，但也有1608年的《亨利五世》和1634年版的Two Noble Kinsmen。Harrod是凯恩斯的最早传记作者，他在这本1951年的知名传记页556—557，记录一项亲耳听闻的轶事。
“1943年12月，我在美国华府的著名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有精美的官方网站）。馆长问我是否认识一位英国同胞，叫做凯恩斯爵士。我说很认识他。‘我们对他不太高兴。几个月前他来过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买到Spense的Complaints首版。我们当初也去竞标，但没买到。’馆长说，我问他，你怎么能在二次大战期间，知道这项讯息？他说是看到拍卖目录，此外也无他法。我说我们也是，但你怎么买到手的？他说打电报。我说，我们也打电报。那你怎么取得拍卖目录？凯恩斯爵士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其实是走外交邮包进来的。”
图书馆的购书管道，当然无法和外交系统的特权竞争。为什么凯恩斯能走外交邮包特权？因为他那时代表英国，在美国与世界各国代表商议，二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如何运作。这就是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为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奠定了架构，至今仍影响全世界。1943年凯恩斯是世界当红人物，靠外交特权抢到了珍本，国事繁忙仍不忘雅事。
这段为国际金融体系奋战期间，他还买了不少名著，这么积极的原因，是要平衡公事上的压力。1943年9月3日他写信告诉友人说：我买了不少莎士比亚剧作，现在已超过40本。我认为100本算是不错的收藏（fair collection），200本就算好的（good）。他的总成绩是180本。1944年4月19日的信件显示，凯恩斯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与十四行诗，有相当认真的研究。
他也和同好组成交往圈，互通讯息与心得，甚至心脏病发作时还乐此不疲，写长信与友人分享珍本的趣味。1946年病逝时，凯恩斯来不及整理一生的收藏品，他只是大量买入后散置三处：伦敦住宅、剑桥老家、Tilton别墅。当时正值1945年二战结束，他公私业务繁重，健康已走下坡，这些宝贝图书只能堆放在书橱，让同好亲友朝圣。凯恩斯逝后的总收藏量，大约有4000册图书和300份手稿，分成两大类：（1）经济学相关的，捐给剑桥大学经济系的马歇尔图书馆（Marshall Library）。（2）其余的全部捐给剑桥国王学院。
凯恩斯捐赠的珍藏书和藏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