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面向韧性和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
随着新冠疫情逐步转入控制期，人们开始总结与反思疫情冲击下暴露出的城市脆弱性特征和健康安全问题。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对提高经济产出效率和公共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了新的人居环境问题和公共服务资源的供不应求，影响了居民健康安全。因此，增强城市“韧性”和保障城市健康安全是未来城市规划与治理的核心要务，继续强化健康城市建设是必然趋势。本文将梳理健康城市的演变历程，构建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的理论框架，总结健康城市的典型实践模式，并依此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健康城市建设提供建议。
一、健康城市的演变历程
健康城市最初起源于欧洲，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城市运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实施方案不断完善。在此过程中，健康城市的演变主要经历了萌芽、探索、构建和发展4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英国是最早关注城市健康问题的国家。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进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城市健康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出来。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空气与水资源污染。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过度集聚造成了大面积贫困区与棚户区出现，工人被迫居住在拥挤、阴暗潮湿和不通风的环境中，导致传染性疾病大面积蔓延，严重危害了居民健康。因此，社会要求城市发展关注人居环境和居民健康的关系，新公共运动应运而生。此后，多项学术研究表明工人阶级疾病盛行的原因是生活环境脏乱和水资源严重污染。其中，英国科学家查德维克（Chadwick）发表的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直接促进了英国城市健康协会的建立，该协会专项调查工人阶级的健康状态。1909年，英国出台了《住宅和城市规划法》，这是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法。委员会工作的推进与法案的出台有效提高了公共卫生标准，初步改善了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启发了世界对环境与健康之间关系的意识、促使世界关注城市规划与健康的联系。
（二）探索阶段
二战后西方国家福利国家制度兴起，健康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话题。1948年，WHO提出健康三维观，即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完满状态三个维度。健康三维观更新了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指出了人体健康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城市人居环境作为社会的重要部分，对人体健康具有直接影响。此后，人体健康与城市人居环境的关系受到了更多关注，西方学者逐渐将健康话题纳入城市布局的讨论范畴，这些研究为健康城市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1953年，WHO通过决议，提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加强国家的基本卫生服务供给能力。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基层卫生服务的重要性，政府将提供基层卫生服务作为政策设计要点。
（三）构建阶段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居民健康需求及期望的不断提高推动了健康城市发展进程。1977年，以世界卫生大会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为标志，健康城市运动进入构建阶段。1978年，WHO通过《阿拉木图宣言》，提出增进并保障居民健康对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首要的，并有助于生活质量提高及世界和平。此后，1984年召开的“2000年健康多伦多”会议首次提出新公共卫生概念，强调多部门、多学科共同合作解决城市健康及相关问题。1986年，WHO开始实施健康城市计划，通过市民参与和公私部门协力合作，促使城市居民拥有健康生活。1988年，WHO首次定义了健康城市，认为其是一个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与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得到互相支持的城市。健康城市计划的出台和定义界定推动了其推广与发展进程。健康城市运动以加拿大为中心，逐步向世界各国扩散并进入高潮时期，范围涉及美国、欧洲、亚洲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在此阶段，中国也于1989年加入健康城市运动的行列。
（四）发展阶段
21世纪是健康城市建设的发展时期。2000年，WHO在墨西哥城会议宣布启动国家健康促进计划，要求全球卫生政策与项目将健康放在首位，努力缩小公平差距，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促进，标志着促进健康的国际合作进入新阶段。此后公布的《曼谷宪章》、《内罗毕倡议》、《赫尔辛基宣言》和《上海共识》等多国参与的会议成果，均将健康促进作为重中之重。在此阶段，国际合作的健康城市建设与研究不断涌现，各国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的理论框架
本文通过借鉴社会生态学和复杂系统理论，构建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的理论框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根据复杂系统理论，城市在本质上是动态开放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系统与人类的交互作用及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即为构建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理论框架的核心。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需要通过识别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要素、调查人类需求与行为，确定基本目标、设计相关制度和分层次实施工作。
第一，应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结合城市特征，识别城市系统中影响人类健康的要素，分析其应对变化的适应性能力。根据社会生态学理论，城市系统中影响人类健康的要素包含以下部分：（1）人类角度：个人特质，如基因遗传、心理特征和生活方式等。（2）环境角度：物质环境与非物质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这些要素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具有非线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和涌现性等特征，它们共同决定了人类健康状态。当面对干扰与冲击时，城市中的环境要素会发生改变，人类的心理特征和生活方式随之变化，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因此，构建健康城市需要重点考虑提高城市环境要素应对干扰与冲击的适应性能力，使城市能够吸收各种经济、环境、社会和制度冲击带来的影响并从中恢复，同时为未来冲击做好准备，即增强城市的“韧性”。
第二，在个人和集体两个层次上，调查人类健康需求和人类行为。其中，人类行为调查的内容包括人类使用环境要素的方式和人类行为对环境要素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第三，确定构建健康城市的基本目标，主要方向为促进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积极互动。一方面，充分发挥人类行为对环境的保护优化作用，削弱人类行为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提高环境要素应对人类行为和冲击的适应性能力，增强城市“韧性”。
第四，跨部门合作设计健康城市相关制度。健康城市相关制度的构建需要涉及规划与自然资源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等多个部门。通过紧密配合，这些部门可将不同领域的理论知识体系与实践经验结合，从而构建完善的健康城市制度体系，使各子制度之间互相支持、相辅相成。
第五，分层次、分空间尺度实施健康城市构建工作。基于以上分析，可从人类和环境两个层次构建健康城市。其中，环境层次包含物质环境与非物质环境两种。因此，健康城市构建不仅需要考虑其对物质环境的影响，而且需要考虑其对人类健康与生活方式等非物质环境的作用。此外，应考虑不同空间尺度的差异性。社区尺度的健康城市构建强调和谐的邻里关系，社区融合度、认同感和事务参与度的加强。城市尺度的健康城市构建侧重稳定经济发展和建立健康运动的组织制度。区域尺度的健康城市构建关注区域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制定与健康有关的公共政策等。由此可知，构建健康城市需要充分考虑不同要素和空间单元的需求与特征，合理分配有限资源，以维护整体构建健康城市的可持续性。
由此可知，构建健康城市的理论框架要求在识别城市中影响健康的要素、分析要素应对变化的适应性能力、调查人类需求与行为的基础上，通过跨部门合作设计相关制度，分层次、分空间尺度实施构建工作，从而增强人类与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提高城市整体的居民健康状况和城市“韧性”。
三、健康城市的典型实践模式
在建设健康城市的过程中，城市往往将普遍性原则与自身特殊条件结合，选用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国外的典型健康城市建设模式，总结经验以备参考。
（一）加拿大多伦多
加拿大多伦多于1984年开始推行健康城市计划，是全球健康城市运动的领头羊。多伦多通过成立专项负责健康城市计划的部门、利用城市规划创造居民体育运动机会和实施支持健康的住房政策，成为健康城市运动的典范。
1. 发展历程
19世纪，加拿大因城市过度拥挤和环境污染问题，霍乱、伤寒和猩红热等传染性疾病蔓延，城市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加拿大的公共卫生、公共工程和规划部门联合协作，投资建设饮用水处理系统以确保清洁用水供应，建设下水道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减轻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和抑制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1900年，多伦多的大部分建筑已完成新水管安装和下水道建设。1910年，多伦多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氯化处理饮用水的城市之一，并于1915年开始对污水进行氯化处理，被《麦克莱恩》杂志称为全球最健康的城市。1978年，多伦多健康局发表《1980年代的公共卫生》报告，强调公共卫生部门要注意经济、社会与政治行动对环境与居民健康的威胁，随时进行健康状况监测、根据数据资料进行研究，为实践提供指导；同时，应以社区为单元构建公共卫生组织。随后，多伦多于1979年成立健康倡议组织，提倡新公共卫生运动应坚持生态平衡与社会正义的原则，关注贫穷与健康的关系及公共政策对健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多伦多于1984年开启健康城市计划，健康局成立健康工作小组，小组由相关部门和感兴趣的团体构成，共同探讨促使城市居民更加健康的措施。
健康城市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多伦多居民的健康状况，但因贫富差距问题和生活习惯的转变，多伦多迎来新的挑战，慢性疾病逐渐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21世纪以来，哮喘、癌症、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成为多伦多居民死亡或残疾的主要原因。究其原因，随着交通工具趋于多样化以及居民工作和娱乐方式逐渐转变，更多居民放弃步行而选择乘车，在工作中主要贡献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娱乐方式多是观看视频或玩电子游戏、挤压了运动锻炼的时间，因此，居民更习惯于久坐、缺乏运动，导致肥胖率和慢性疾病患病率双双提高。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其因居住在缺乏健康规划的社区、日常运动的时间较少，所以患慢性疾病的风险更大。为此，多伦多开始从城市规划与治理角度考虑如何增加居民的运动时间，从而改善其健康状况。2011年至今，多伦多公共健康部门陆续发布了6类研究社区环境与居民健康之间关系的报告，探究建筑物、运输系统、能源系统、开放空间和农业用地等社区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归纳社区环境规划设计的原则与措施，在总结现有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未来工作提供指导。
2. 主要做法
多伦多通过成立健康城市建设的专业部门、持续培训专业人员和以社区为单元推进健康城市计划，为长期建设健康城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多伦多以居民多样化需求为导向，不断根据居民健康状况变化出台创新举措，通过混合土地用途、建设慢行道路、优化公共空间和调整支持健康的住房政策，将健康理念融入城市规划与治理中。主要做法如下：
（1）成立专业部门
多伦多成立了专项负责健康城市建设的部门，将相关部门和感兴趣的团体纳入其中，合作讨论健康不平等议题，通过提供最新的居民健康状况数据、评估健康影响和分析健康政策，为优化健康政策、推行国家健康社区计划和实施WHO健康城市计划提供依据。
（2）培训专业人员
多伦多强调对公共卫生工作者和社区健康工作者等专业人员进行持续培训，确保其了解城市公共卫生政策动向和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同时，专业人员必须接受继续教育以获得最新资格认证。多伦多大学牵头成立的健康教育组正致力于教育与训练社区健康工作者。
（3）以社区为单元
多伦多的健康城市计划以社区为实施单元，各社区所在地的议会具有参与决定权，任何决定参与的社区均可加入该计划。这样可以避免以城市为单元可能出现的某些社区被遗漏的问题，给社区充分的自主决定权也比从城市层面筛选社区更为公平合理。
（4）利用城市规划创造体育运动机会
多伦多针对居民体育运动时间少和慢性疾病患病率高的问题，采取多元化城市规划措施为居民创造更多体育运动机会，措施涵盖混合土地用途、建设慢行道路和优化公共空间等3方面。
第一，多伦多通过混合土地用途、减少居民住址与周边便利设施之间的距离，使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等慢行方式。例如，若居民住址与学校、购物中心、公园等距离较近，居民会倾向于放弃驾车出行而选择慢行，从而在日常出行的同时也能够锻炼身体。增强周边设施的邻近性也可以促使居民更经常使用这些设施，以便增加居民的体育运动机会。
第二，多伦多通过大量建设慢行道路（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等）和设置无障碍通道，为不同健康状况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可选择路线，同时减少绕行的可能性，从而使慢行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出行选择。
第三，多伦多通过合理布置公共空间，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具体措施为建设高美感度的公园和广场等公共空间，美化街道景观和建筑立面，改善照明系统，增添街道家具（如长椅和雨伞等元素）和在公共空间内增加开阔的中间区域，从而提高居民处于公共空间时的舒适度。同时，在公共空间内增加体育运动场所，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运动选择。
（5）实施支持健康的住房政策
2019年公布的《多伦多住房2020-2030年行动计划》要求住房政策满足多种健康状况居民的住房需求，尤其是要为弱势群体（老年人、患精神疾病的人和药物过量使用者等）提供支持性住房。主要目标包括4方面：一是通过区域划分或税收政策等市政手段保护和扩大住房存量。二是秉持“住房优先”理念，满足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从而应对阿片类药物过量使用危机。三是合理提供和分配多样化的卫生服务设施，整合不同年龄阶段居民所需的卫生支持与服务，结合适当的住房政策以满足多元化需求。四是规划设计健康和完整的社区，从而促进居民健康生活。
（二）韩国原州市
韩国原州市健康城市项目始于2004年，于2006-2010年实施了五年计划，当前正处于2011-2020年的十年计划期内。原州市的实践获得了WHO的认可，先后被授予8个奖项，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1. 发展历程
2004年，原州市启动了健康城市项目，成立了健康城市团队和咨询委员会，同年加入健康城市联盟（AFHC），并于2005年宣布健康城市原州宣言，承诺通过健康城市建设使每位居民过上健康积极的生活。2006年，原州市作为创始成员加入韩国健康城市国家网络（KHCP），同年启动了五年计划（2006-2010年），主要目标是将烟草消费税投资于健康城市建设。该计划侧重于转变居民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和促进康复，发展健康产业，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和改善人居环境。通过社区调查与访谈、设置评估指标和数据库，原州市对该计划进行了持续监管和过程评估。
2011年起，原州市开始实施十年长期计划（2011-2020年）。该计划融合了健康城市专家和政府部门的综合意见，在实施过程中采用了个体和社会环境两种方法。个体方法包括转变居民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和促进康复。社会环境方法包括4方面：一是建设健康的学校、工作场所、医院、社区和农村，设置健康的市场和维护食品安全；二是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如建设交通运输网络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提供文化与福利服务等；三是改善人居环境，包括环境规划和环保教育；四是发展健康行业，如开发先进的健康促进技术、建设智慧健康城市和发展健康旅游业。
2. 主要做法
原州市推行健康城市项目的特色做法体现在投资渠道创新、科研团队参与、企业城创建等3方面。
（1）投资渠道创新
原州市是韩国首个将地方征收的烟草消费税用于健康城市投资的城市。通过设计完善的烟草消费税征收和分配政策，原州市为健康城市项目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2015年原州市健康城市项目总预算中有34%来自烟草消费税。
（2）科研团队参与
2004年以来，原州市健康城市项目始终保持着与延世健康城市研究中心的合作，通过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结合实际数据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为设计项目计划、组织实施和效果评估提供科学支持。
（3）企业城创建
2010年起，原州市基于健康城市概念，提出了创新型企业城的新概念。企业城不仅容纳了国家健康保险局、健康保险审查与评估局、红十字会和原州市司法服务局等政府部门，而且设立了医疗设备综合体，全面保障城市健康发展。
上述两个健康城市建设的成功案例均注重分析实际资料数据、进行及时监控和过程评估，利用科学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健康城市计划。两者也分别针对当地实际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创新做法。多伦多致力于解决居民缺乏运动、健康状况不佳和弱势群体的健康安全问题，其特色体现为采取多元化城市规划措施提高居民慢行和进行体育锻炼的机会，通过调整针对弱势群体的住房政策来保障居住安全和促进健康状况改善。多伦多的另一特色体现在以社区为实施单元参与健康城市计划，这一做法有效推动了该计划在城市范围内全面铺开。原州市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健康城市项目的资金来源问题，为此，原州市创新开辟了资金渠道，利用烟草消费税建设健康城市。此外，原州市也创新提出了企业城的概念。这些实践经验可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
四、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扩大健康城市建设试点范围，截至目前已有38个试点。这些试点实践为中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同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2019年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6.1岁，比2000年提高了4.7岁。但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城市规划与治理的潜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相继暴露出来。一方面，人口过度向核心城市集聚和快速的人口流动速度加速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与暴发。例如，广东省作为中国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第一大省，汇集了中国8.13%的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总量为3400万人以上。其中，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集聚了广东省超过80%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广州和深圳两个超大型城市以人口输入为主，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负担了全省最严重的疫情压力，确诊病例以输入性为主。另一方面，城市缺乏“韧性”，具体表现为医疗体系结构脆弱和社区治理不堪重负。在医疗体系方面，全国各地为疫情暴发地武汉给予医疗资源援助，发挥了强大的外部支援作用，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地方医疗资源的匮乏；同时，地方疾控部门的预警能力和医疗机构的防护能力不足也影响了快速控制疫情。在社区治理方面，疫情的突发性使社区担负了巨大压力，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短缺问题值得反思，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与行政区划的社区管理单元不吻合，导致按详细规划配置的公共设施在社区之间分布不均衡，无法满足紧急需求；二是详细规划采用千人指标与服务半径配置公共设施，没有考虑居民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和收入等关键信息，所以难以在紧急情况下满足居民需求。因此，当前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结合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按区域、城市和社区尺度分别探究未来可行的城市规划与治理优化措施。
（一）区域层面
区域层面规划与治理的重点为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应充分考虑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体系的人口承载力，避免因人口过度在核心城市集聚导致人口数量超过城市承载力。这就要求适度引导人口向新城区或周边中小型城市疏散，以缓解大型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因此，应适度优化都市圈的城市空间布局和培育功能组团。
此外，可在区域层面建设健康城市网络体系。当城市面临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往往需要与周边城市协同抵抗疫情，因此相邻城市需要构建一个区域整体的健康城市网络，共同建设和维护公共卫生体系，从而提高区域整体应对冲击的稳定性。同时，需要在该网络体系中指定中心城市，使其负责统筹管理与协调。中心城市应具备较强的医疗资源动员能力、良好的交通设施和较强的居民动员能力。当区域中有城市陷入危机时，中心城市应迅速组织调配医疗资源以满足需求、快速输送伤病员、有序组织居民隔离检测和注射疫苗，从而达到快速救治和阻止疫情蔓延的效果。
（二）城市层面
城市层面规划与治理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健康优先的原则，通过引入多主体参与规划设计、建设智慧城市、适度提供绿色公共空间、预留应急建设空间、构建慢行交通系统、混合土地利用功能、加强环保与污染治理，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强化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从而提高城市整体健康水平，为城市增加“韧性”。
1. 多主体参与设计
根据健康城市理论框架，优化空间规划设计需要先理清城市影响健康的关键要素（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其复杂之处在于不同领域和组织形式的主体对环境具有差异化的影响与需求。健康城市规划设计应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需求和协调其利益分配，因此，需要引入多主体共同参与规划设计的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3方面：一是采取跨部门合作的形式，由规划与自然资源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等多个部门共同贡献建设健康城市的建议。二是引入城市居民参与规划设计，在居民愿意参与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让居民表达期待与需求，并在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民意。三是考虑社会各界的需求，广泛征集商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建议。多主体参与规划设计的方式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使城市规划能够充分体现多方主体的合理需求。
2. 建设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
继续强化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提高城市防灾减灾治理能力。例如，在面对严重疫情时，可利用大数据识别高风险地区，提前采取措施控制疫情扩散。此外，救灾物资的及时合理调配也需要大数据的支持，有关部门可根据实时数据精准、快速地供给物资，同时也应确保物资信息及时更新，从而减轻居民的恐慌情绪，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 适度提供绿色公共空间
绿色公共空间是建设健康城市的必要元素之一，增加绿色空间面积有利于满足城市居民改善性需求、优化人居环境和改善健康状况。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类型人口的分布和土地利用情况，为其提供适宜的绿色公共空间。同时，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与立体空间，适当增加绿色公共空间面积。
4. 预留应急建设空间
为避免出现突发事件时，城市没有充足的应急建设空间用于生产或安置，应在规划设计中预留空白区域，用于紧急情况下进行临时建设，从而提高城市“韧性”。例如，当暴发严重疫情时，应急建设空间可用于建设隔离医院，接收患者隔离治疗，从而在提供良好治疗条件的同时，降低疾病继续传播的风险。
5. 构建慢行交通系统
相比于驾车出行，慢行交通方式不仅有利于居民身体健康，而且有利于保护人居环境。鼓励居民采用慢行交通方式，不可仅靠宣传倡议，更重要的是在城市整体规划层面构建慢行交通系统，即为居民提供安全、连续、舒适的慢行交通空间，根据居民出行需求、采用精细化和人性化的设计方法设计慢行街道。
6. 混合土地利用功能
城市应通过混合土地利用功能，建设小尺度、多功能的街区，减少居民日常交通距离。一方面，应根据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在住宅附近布置商场、便利店、医院和学校等设施，在减少出行距离与时间的同时，促进居民出行方式由驾车转为慢行。另一方面，应通过土地规划设计促进职住平衡，使员工就地住宿，减少远距离通勤，尤其是应促使基础硬核服务领域从业者（如物流、医疗和基层员工等）的住址与工作地点匹配。这些措施可有效增强城市“韧性”。当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发生时，不仅仍可继续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有助于减少由居民远距离出行导致的更大范围的疾病传播。
7. 加强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加强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是建设健康城市的关键。一是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继续落实垃圾分类减量和治理黑臭水体，减少环境污染。二是加强海绵城市建设，建设“渗、滞、蓄、净、用、排”的工程体系，使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通过实施上述措施，确保居民饮水与食品安全，实现空气净化，从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三）社区层面
推进新型社区建设对城市应对突发事件和防控疫情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两方面：
1. 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公共空间建设
在社区层面，确保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合理的公共空间建设有利于减轻社区应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压力，避免出现大型医院过度拥挤及人力物力短缺的问题。一是可以设立社区卫生服务站，在疫情暴发期用于监测居民健康状况和紧急输送物资，在常规时期用于储备应急医疗设施。二是可以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合理布局文娱体育设施和种植绿植，不仅有利于居民身体健康，而且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用于搭建临时隔离站，缓解城市公共应急空间不足的问题。三是配置公共服务设施时充分考虑社区管理单元的界限和居民特征，以满足社区的多样化需求。
2. 建立完善的社区治理模式
建立完善的社区治理模式，充分发挥社区委员会的作用，组织居民互帮互助，共同应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例如，确保社区将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分配给各小区物业，同时组织社区卫生服务志愿团，通过紧急培训和统一管理，为社区提供服务工作，以缓解短期内人力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
综上所述，面向“韧性”和健康的城市规划与治理的基本宗旨是以人为本，通过改善人居环境和提高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能力，增强城市“韧性”，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这需要以扎实的理论研究为基础，总结和学习成功的实践经验，并结合当地实际问题和居民需求进行规划与治理。此项工作任重道远，是一个不断发展、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