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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印度,为什么印度人比中国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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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866票  浏览15次 时间:2013年10月21日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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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里,人们普遍感觉不安全、不幸福?而在一个经济欠发达、贫富差距巨大、种姓制度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里,人民却深深地眷恋着这片土地?

幸福感,印度,新士界
印度女性对纱丽非常钟爱,即使是最基层的劳动者,也能穿出纱丽的万千风情。

“假如有来生,你想成为哪国人?”

《印度时报》最近公布了该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调查在印度五大城市展开,即首都新德里、商业中心孟买、“文化重镇”加尔各答、“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和历史名城海德拉巴。结果显示,将近九成的人表示:“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

想象一下,同样的调查如果在中国进行,结果会怎样?

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 Easterlin) 在他的论文《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用大量数据说明,与中国近30年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相对的,是生活满意度的直线下降,多数中国人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作为“幸福经济学”的鼻祖和奠基人,伊斯特林在1974年就提出过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而来自中国,这个样本量巨大的调查结果,无疑是一个可信度极高的有力佐证。

如果说数据和论文太抽象,身边越来越热的移民潮也许能给人们以更直观的感受。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里,人们普遍感觉不安全、不幸福?而在一个经济欠发达、贫富差距巨大、种姓制度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里,人民却深深地眷恋着这片土地?

文化自信,幸福源于历史

“印度人一直很骄傲,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当然,他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师从季羡林,扎根印度研究四十余年,说起印度之优秀,如数家珍。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其篇幅总和是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总和的8倍;古印度数学很发达,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现代科学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而原子论就印度人创立的;棉花的驯化和制棉技艺的发明也是印度人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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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龙余:中国印度文学、文化比较研究专家。1965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地语专业,师从季羡林、金克木等。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1984年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曾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现任深大印度研究中心主任。该图摄于设在深圳大学的谭云山友谊馆,庞审摄影。

从光辉灿烂的古印度文明一路走来,印 度人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在自信的基础 上充满自豪。“他觉得西方的东西,太差,好的东西怎么能跟差的走呢?”郁龙余进一步解释道:“比如,印度人就很看不上西装,认为它太简单,而印度纱丽,美得不得了,一块6 米长的布能穿出几百上千种变化。”在印度,处处可以看到印度女性对纱丽的钟爱。即使是最基层的劳动者,用水泥修马路的人,也穿着纱丽,而不穿所谓的工作服。

除了服装,电影也很能体现印度人的骄傲和自信。宝莱坞,从名字就不难看出印度人抗衡好莱坞的决心。印度南部还有一个泰莱坞,因为宝莱坞在孟买,说印地语,而南方主要说泰米尔语。两大电影制作基地,基于本地区的票房市场,生产了大量作品,共同造就了印度电影年产量世界最高的记录。除了产量巨大,在风格上,印度电影也保持着鲜明而一以贯之的民族特色—歌舞,每部影片都一定会有印度歌舞。

“印度人看电影,不在乎情节发展,在乎的是演员在歌舞中的手势、眼神有没有到位。”郁龙余介绍道:“通过歌舞,印度人在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穿越,他们天天穿越,不穿越无法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印度歌舞就像中国戏曲,故事情节都烂熟于心了,依旧百看不厌,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等更高层次的审美趣味。所不同的是,中国戏曲日渐式微,印度歌舞却是深受爱戴,在影片里,在生活里,在印度人的血液里。

“孟买的精神就是歌舞”,导演丹尼· 鲍尔(Danny Boyle) 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作为一个英国导演,他在印度主题的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也诚恳地加入了印度歌舞,而该片横扫了包括最佳电影在内的四项奥斯卡大奖。

比下有余,幸福不怕比较

种姓制度,在外国人眼里,简直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毒瘤,但对印度人来说很正常,甚至是社会安定人心平和的一个保护伞。

作为国教,印度教长期提倡种姓制度, 历史上虽然受到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冲击,做过一些改进,但佛教一衰落,种姓制度依然故我。它将人分为四等:婆罗门掌管祭祀,垄断文化和教育,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刹帝利负责征战和管理国家事务,居于第二层;吠舍是农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负责生产物质财富和缴纳赋税,是婆罗门和刹帝利的供养者;首陀罗是被征服民族,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在公元5世纪左右,从最低的种姓首陀罗中又分出“洁净的”与“不洁净的”两种人,那些从事屠宰、制革、清扫等肮脏职业的人,被称为贱民。贱民不仅 不能接触高种姓人的食品,甚至不能触碰高种姓人的身影。圣雄甘地认为不妥,觉得不能叫他们贱民,于是给他们另取了个名字“哈里真”,意为“上天之子”、“神之子”。结果,时间一长“哈里真”就等同于贱民了。新瓶装旧酒,最后连瓶也变旧了。

印度独立后,宪法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要从人们的思想、行为中彻底废除种姓 制度绝非易事。种姓制度不仅根深蒂固,而且纷繁复杂。每个种姓里面,不管高等低等,还分了无数亚种姓、小种姓,外面人搞不清楚,但印度人自己非常清楚。“正因为分了很多的阶层,所以印度人普遍有一种心态,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能找到比自己更低的种姓阶层。即使是在最最低的种姓阶层里,还可能在个体之间有比较。”郁龙余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这种比,让印度人非常安于现状,他总觉得自己不是最苦的、最差的、最冤的。”

安贫乐道,幸福在于心态

根据最近发布的联合国2011人类发展指数 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位于中等水平,排名101,比印度高33 位。纵观历年报告,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起点比印度高,上升速度也大大快于印度。冷冰冰的数据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印度穷人多,而且普遍比中国人更穷。比贫穷更为刺目的,是赤裸裸的贫富差距。豪宅区的旁边,就是连片的贫民窟。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迅速产生的贫富差距,在中国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日益高涨的仇富心态。然而,在印度,却普遍地安之若素,不是鸵鸟般的视而不见,而是真正地、发自内心地、认为有钱并不一定就幸福。说到这一点,郁龙余讲了一个在印度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

有个国王,非常富有,但是每天睡不着觉,很苦恼。有一天上朝,他命令大臣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向此人取经。大臣遍寻不着,偶然一天在屋檐下躲雨,听见房间里老头对老太说,你赶紧把剩下的那点饭吃完吧。于是老太乐呵呵地把饭吃光了。大臣进去问,明天的饭都没着落了,你们怎么还这么高兴?两老说,明天的事明天再想办法, 何必为明天担忧。大臣很受触动,把两老带到国王那里去。国王听了他们的想法后,非常惭愧,终于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类似主题的民间故事很多,小朋友从小就听奶奶讲。它在潜移默化中推行了一种观念,即幸福不取决于物质,而在于心态。”郁龙余感慨道。

反观中国,自古就有安贫乐道的思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对于安贫乐道的弟子颜回,孔子大赞:“贤哉回也!”。但近年来,价值观唯金钱至上,安贫等同于不思进取,乐道类似于阿Q 精神,把好的传统思想都遗弃了。

瑜伽灵修,幸福需要修炼

“印度是世界灵修之乡、发源地。”当被问及对国内瑜伽馆和灵修班的看法时,郁龙余很不以为然:“到中国来开印度瑜伽馆的,只是一种体育,类似柔术,完全没有精神的东西。它有点像道家和道教的关系,老子是道家的祖宗,但道教要把他拿来为我所用,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区别的,道教的许多做法,老子不一定同意,但他去世得早,没办法。所谓的灵修班就更是商业噱头了,像气场,都是西方现在提出的概念。”

印度人的瑜伽,是身体修炼,更是精神修炼。早在《瑜伽经》里,就确认了“八支”,即瑜伽修行者须遵行的八条准则,包括:“禁 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静虑和等持。”练习禁制,帮助自己控制情感,与道德修行有关。练习坐法是宗教修行,要求在修习前清净、禁欲,做到自我的内在调制。 调息和制感是对呼吸的控制。执持和静虑强调对精神控制的修炼。八个阶段修行下来,当自身达到三昧的境界,人体便自然感觉消除了一切烦恼,内心宁静,身心和谐。不难看出,在整个修炼的过程中,充满了意志的力量,瑜伽代表的是印度人的意志观。

“想要灵修,可以借鉴佛家的打禅,这一套中国化了,比较容易接受。”郁龙余进一步解释道:“禅(Dhyāna) 在印度是常用语。小朋友走神了,老师就对他们说‘注意注意’, 这个‘注意’就是禅。中国人将它翻成禅那,简称禅。到禅宗,有了当头棒喝、天机不可泄漏,变成一般人不大能懂的东西。日本人发音不准,把我们的禅读成zen。所以英文里面都写作zen。这里需要正本清源。其实,打禅就是静虑,就是集中注意力。”

打禅有标准姿势—菩萨坐、如来坐,但郁龙余不建议追求某种固定姿势。他曾经与洛阳白马寺方丈印乐共进早餐,听见在家弟子问打禅什么姿势最好,印乐答“相宜为宜”,怎么舒服怎么好。在与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学诚法师交谈中,郁龙余也得到类似的回答。“你看,得道高僧言语都非常朴实,也不摆架子,不争门派和正宗。打禅就是一段时间,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好,考虑一些问题,或纯粹就是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让身心休息一下,对心灵、精神进行调养。不要把打禅神秘化。”

六十四字真言,幸福存乎一心

受儒家的影响,中国的士人崇尚入世,讲究 修齐治平,但这也使他们在面对生死、生命意义等终极问题时,往往用“不知生,焉知死”之类的话来搪塞。虽然研究各种宗教文化几十年,本身却不执宗教信仰的郁龙余,非常理解这一点。关于精神修为,他特别推荐了“现代玄奘”谭云山的六十四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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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云山肖像,徐悲鸿绘制。在徐悲鸿去 印度深造期间,谭云山给予他很多帮 助,两人成为一生的好友。

谭云山,出身望族,毕业于长沙湖南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同学。1927 年,他在新加坡遇见印度诗哲泰戈尔,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次年他受泰戈尔邀约,只身到印度,在泰戈尔主办的国际大学任中文教授。1937 年,首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并任此职长达三十余年,最后在印度去世,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付出了毕生精力。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他对中国哲学、文学、佛教和印度文化造诣很深,被誉为“功比玄奘”、“德配鉴真”。

六十四字真言,即谭云山的《中印箴铭》。 他写成后,便寄给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远在加拿大的冉云华。“老师写给学生的,所以没有一点功利色彩,非常真诚地把自己一辈子的思想总结袒露给学生,和学生一起切磋。”郁龙余动情地介绍道:“这六十四个字是谭云山非凡人生的思想结晶,融汇了儒释道及印度哲学的精髓,一个人如果思想修为上能做到这六十四个字,他将无往而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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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字箴铭,郁龙余教授特别请书法 家黄子良先生录于此。

中印箴铭

立德立言,救人救世;

至刚至大,有守有为;

难行能行,难忍能忍;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自觉觉他,自利利他;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慈悲喜舍,禅定智慧;

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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