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先进生产力联通先进生产力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对话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认真地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江总书记对三个代表的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作为始终关注着经济前沿领域的对话工作组，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发展经济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多么地重要，那么我们也欣喜地发现江总书记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在了三个代表的首位。电信业是我国的朝阳产业，踞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沿领域，那么它也是在我国加入世贸之后首当其冲要受到挑战的行业之一，我国的这些旗舰企业、旗舰行业能不能够经受住这个挑战呢？它们能不能够继续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呢？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中国联通的总裁王建宙先生来现身说法。在为大家介绍王先生之前，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再来熟悉一下他，欢迎您，王先生。
王：大家好！
主持人：欢迎王先生的到来，王先生您好。
王：您好。
主持人：我知道王先生是从事电信工作的，那么我想您就肯定会对用各种各样的电子仪器，像手机或者座机来进行交流肯定是非常熟悉，那您也会喜欢我们对话的这样一种交流方式吗？
王：我非常地喜欢，因为沟通交流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打电话是交流，电视也是交流。我想看一下我们中国联通有一个标记，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个标记是一个中国结，又叫做如意结，它原来的含义叫做吉祥如意，后来我们又给它新的含义，叫网络四通八达，又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沟通、从事沟通这个职业，我们联通的员工有一句话叫做，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
主持人：王先生的开场白说得很棒，不过我站在王先生旁边可以看得出来，王先生刚才上场还是有一点紧张，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位观众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来消除紧张的秘诀？
观众：我想请问王总一个问题。
主持人：问一个问题可以消除紧张？
观众：您去重温宣誓，您是出于真心实意的呢？还是出于对形势的需要呢？谢谢。
主持人这究竟是让王总更紧张，还是让您更放松？
王：这个照片是在今年的七一前夕，我们中国联通组织了部分的在京的党员去西柏坡，我们在这儿是重温入党的宣誓。那么我在重温的当中，心情也非常激动。我是1980年12月29日入党的，那么我当时入党的情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是刚刚改革开放的前期。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那么我自己置身于电信行业当中，改革、发展的一个整个过程，我感觉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但同时，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又感觉到今后的责任是更重。中国联通我们的职工一共有53187个人，其中7500个是共产党员。那么我们的共产党员在我们的建设当中也好，在经营当中也好，都发挥了非常好的先锋模范作用。
主持人：欢迎所有观众的到来，谢谢各位嘉宾的光临，来，那我们入座。王先生在电信行业做一些政府官员的工作，做了大概有二十多年，现在来做国企的老总，你感觉上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王：如果回忆我在电信行业的工作，其实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1993年我担任了杭州市电信局的局长，那个时候，如果要总结那时候的情况，就是严重的供不应求，严重的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就是交电话费难、装机难、修电话难，我们在1993年，我们杭州市正式开放，就是可以收电话的初装费。那时候不要说装电话，就初装费都不让他交。甚至我去国外，有一次去欧洲，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中国去的一个在当地的朋友，然后还没聊天，他就说你是电信局局长，我有一个亲戚在杭州等了好几年了没装上电话，您能不能帮助装得快一点。所以那时候我做梦都在想哪一天我们可以敞开地，让人家谁要装电话，我就能够一个星期就给你装好，那时候确实是我最大的梦想。那以后这个发展得非常快，从90年代以后，电信事业进入了大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我们是看着它在发展，而且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记录。我看了电信发展史，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创造这么高一种电信增长的速度的。
主持人：您自己因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角色转换，有没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王：以前是人家来求我，我是政府官员，人家要办批文，人家要干什么都求我。今天是我去求人了，我有大量的批文、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要去求政府部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不适应。
主持人：对。怀念过去的那种很风光的，人们都来求您的那种日子吗？
王：我不是怀念我自己多少风光，我是怀念有那么好的市场，我非常怀念。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现在联通的老总相当于一个什么级别？
王：这个企业没有级别了，我离开邮电系统的时候是很清楚，是司长、是正局级。到了企业以后，根据现在的干部管理规定，明确地说没有级别了。
主持人：没有级别了。您比方说在99年的时候您刚刚要加入联通的时候，比方说那个时候还有给您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让您去做一个副部长，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让您做联通的总裁、老总，那个时候如果有那个选择的话，您选择什么？
王：那个时候不要说副部长，就是副局长，我也宁愿在国家机关当个副局长，而不愿意到中国联通来当总裁这是我那时候的思想。
主持人：我觉得您还是可以先跟我一起来听听观众们的说法。
观众：我不觉得做政府官员就不对，但是作为我，我觉得我喜欢。第一我喜欢挑战，而且我喜欢最早地进入挑战。所以92年的时候，我也愿意选择企业，做企业的领导。我觉得就是作为外企给我提供的天地是更广阔，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我可以如果想有所作为的话，确实我有这个机会，而且能够使得自己的人生确实有价值。做企业家是一个很寂寞，也很冒险的职业，我是一个很多年来从事企业家报道的一个编辑。我认识一个很著名的彩电企业家，李永分。每次采访他，每次当面谈的时候，他都痴迷，对彩电痴迷到我们看彩电的人不能理解的程度，那就是疯子，别的事情他都不知道。第二，他……少白头，前一段时间我们采访……实达的老总，三十八岁，做了十三年的企业。他说他的头发一半掉光了，一半是白了，染的后来，三十八岁就要出局。我说到第三个，他准备做出局者，像很著名的企业家，他要有投资者来制约他，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上市以后，就感觉给自己吊了一个绳子在子上。
主持人 所以一点也不自由。
观众：一点也不自由。随时可能会被投资者、会被股民、会被董事会赶出局，他很不容易。
主持人：很不容易。
观众：在中国做企业家是一个非常冒险的经历。像王总，他做部长可以很轻松，我认为起码可以有秩序地做。但是做企业家是在无知的、没法预测的经济大海里边来寻找一个利润，那很难很难，我们觉得很难，我很佩服，很不容易。
主持人：所以你是觉得做企业家太难、太辛苦、太冒险，那您究竟做什么？您选择什么？
观众：我肯定做不了企业家，我觉得神经坚强的人才能做企业家。
观众：如果一个理智的人肯定会选择收益，预期的收益与预期的风险相比较，这种做副部长的话，这种预期的收益，远大于这种预期的风险。
主持人：也是风险小。
观众：所以说我想基于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我想他肯定是应该还是留在政府会更好，而且信产部刚刚成立，更风光，管理的部门权限会更大。
主持人：成就感也很强。
观众：没错。
主持人：好，谢谢。
观众：我会去做部长。
主持人：您会去做部长。
观众：我可能做不了，但是我会觉得应该去做部长。
主持人：如果给您这个选择的话，一定去做部长。
观众：对，你会做更多的事情，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而且做部长以后的话，你从政策上会得到一个提纲挈领的效果，比那个企业强得多。
主持人：好，谢谢。也不知道我们王总究竟有没有在这些观众当中找到知音？
观众：其实我刚才说了，做企业家很难，但是我感觉，我其实也同意刘女士的看法。我希望更多人像王总这样勇敢一些，做这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在中国现在的确不缺一个副部长，我想可能缺一个非常优秀的联通的CEO，中国还是缺乏企业家阶层的一个国家，中国的文化中没有企业家文化。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我们就要加入WTO，有更多优秀的企业家，当然企业家不是选出来的，有更多的人能够创业的话。我想在座的好多年轻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做企业家报道，做企业家杂志的也更高兴。
主持人：刚才我们听到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观点。要么就是做部长，要么就是来做企业，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观点？第三种声音？
观众：王总当初在80年做电信局局长的时候。我想指出来，那个时候实际上他是在做企业。因为中国当初在1980年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政企不分、政企合一，也就是说他最早是当初的邮电局，是在真正的布线和给客户拿来，我很想听到王总所说的是当时的政企合一或者说我们不好听的话政企不分的企业和今天一个新兴的企业，他有什么感觉？而且刚才王总说，他那个时候的选择会是做副部长，下一半的话还没说出来，现在的选择会是什么？
主持人：好，那我们现在来听，谢谢。王先生，刚才我帮您收集了很多方的意见，那么您现在来一一点评好不好？
王：其实我觉得他们谈得很深刻，都谈到了企业的问题、政府的问题、政企合一的问题。其实他们两边的观点我都是同意的，就我本人而言我是一直在企业工作的。那时候，刚才吴先生所说的，那时候是政企合一。杭州市电信局的局长，其实做的大量的是企业的工作。所以我是非常地热爱企业，非常地热爱电信这个行业的。刚才有位朋友说，我们一些彩电的一些经理们对彩电达到痴迷的程度，我不敢说我对电信痴迷，有人说我是吹牛，我跟人家说是吹牛。我在杭州市当电信局局长的时候，就看到电线杆子坏了，我就觉得像我家里一个空调坏了、像我家里一个电冰箱坏了一样，觉得全城的电线杆子都是我家里的东西。后来我到北京来跟人家说，人家说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出来呢？我确实是这个感觉，我看到哪里，如果有个电话线发生问题了，我确实是非常着急，这是一种感觉。
主持人：那现在有这种感觉吗？
王：有这种感觉。
主持人： 还是有。
王：就是看到130 、132打不通了，我比什么都难受。我到中国大饭店，有时候觉得自己手机怎么信号不好？马上看别的运营商的手机怎么样，人家说挺好的，这时候我非常难受。但是我也有很高兴的时候，比如北京有一个据说是最好的饭店，国际俱乐部饭店。有一次我给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做报告，讲联通，我说联通现在的室内布线有了大量的进步。我不指定你们，你们随便到哪个地方你们去试一下，非常好。宾馆的电梯里也有，地下也有我们的信号。我刚讲完，一个亚洲地区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牌的分析师，是一个加拿大人，一讲完他就过来了，他说你看，我上面香港漫游手机，挑了我上面的是中国联通，这时候我比什么都高兴。
主持人：特别高兴。
王：是。我再说刚才痴迷的程度，我出国比较多，去考察、去工作，我很少照相，很少拍照片。但是我只拍一个东西，就是电话亭。我到每一个城市，我就要拍它的电话亭，我现在已经是这么大的四大本了，这么厚的四本了。有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北美洲的、南美洲的，各地的电话亭，各种各样的我都照了。有一次我去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在高速公路上我突然发现高速公路上有一个电话亭特别奇怪，它是报警用的电话亭。我让那个导游，我说你停一下，我要把这个电话亭照下来，但是他说不行这是高速公路。
主持人：对呀，怎么能停车呢？
王：我说这个电话亭对我很重要，他还是停了一下，然后把这个电话亭照下来了。后来第二年，我们又有一个代表团又去加州，同一个地方，又是这个导游开的车，他把这个当成故事讲了，他说那个人真怪，他说别的东西不照，他就照电话亭。
主持人：现在2001年的时候，再让你来选，就是说现在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部长副空缺，你去不去？
王：再让我选，哪怕我重新再活一辈子，我说我还是选中国联通。
主持人：为什么呢？
王：因为现在经过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整个监管环境的变化下面，经过我们的努力，联通的面貌得到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领导班子，我们有很好的董事长，有很好的管理层，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这个对电信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我们已经在海外上市，我们有了充足的资金，有这么好的市场。那我觉得，真是从内心感到，干联通的事业非常有意义。
观众：刚才听到王总讲他自己的经历，说从一个官员然后从事到这种企业的管理者。而且他刚才说最早他宁愿去选择做一个官员，后面又讲，如果再活一辈子的话那么他还是会选联通，所以我想在这个里面，我就想到是不是说这二者之间实际上并不是截然地对立的？它是有某种相通性的？我想这种相通性首先表现在不管是做一个政府官员还是做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他们都是一个，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一个管理者。所不同的是，前者他是一种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而后者他是一种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做为一个官员，他也是为这个社会去谋福利，而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我通过创造财富也是为这个社会去谋福利。这种区别我想做一个比喻的话，不一定很恰当，如果我们用一个体育比赛做一个比喻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政府官员他所扮演的是一个裁判，或者一个规则的制定者这样的角色。而这个企业，他好象扮演的是一个运动员的角色，那么这个政府制定规则，如果是这个规则制定得好，他可以有助于运动员发挥出更好的成绩。反过来这个运动员，他表现得非常好的话，他也可以反过来促进裁判员或者规则制定者制定更符合这种运动规律的这样一些规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王总他是两个角色都曾经做过，而且他从一个原来曾经是制定规则的人，现在应该说很熟悉规则了，那么现在再来做运动员的话，是不是运动员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谢谢。
主持人谢谢。那么对于联通来说，联通从94年成立开始到2000年6月在海外上市，应该说也是完成了一次命运的转折，那个时候联通选择海外上市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王：第一点是筹集资金。因为联通的建设非常需要资金，我们当时的净资产只有85亿人民币，就是去年2000年。但是我们去年的投资计划有400多亿人民币，但是如果去借400亿的钱您只有85亿的净资金，那你这个负债率太高了，所以我们需要资金，我们需要直接地融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第二，我们希望通过上市来改变企业的机制建立一种现代企业的制度，联通上市以后，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了。因为我们拥有国外的股民了，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地按照国际企业运行的规则来运营自己。
主持人：听说是亚洲市场除了日本之外融资最大的一个项目？
王：是的，是香港最大的，是亚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而且是全球电信行业排到前十位之内。
主持人：在说服这些海外的基金经理的时候，肯定也是困难重重。那你们是不是好像把上市之前的这一些，说服对方来买你们股票的过程，都称为路演？
王：是，我们叫路演。
主持人：好，那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谁愿意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路演？好，有一位女观众举手。
观众：路演在英文里叫Road Show，那么它的中文旨意就是路演，就是上路的路、演出的演。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在路上进行巡回演出，后来被证券界借用，而特指上市公司在股票发行之前做的一些股票发行的推介会，通过一系列的推介活动，让投资者对股票发行人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更直观的感性认识。发行人和承销商通过投资者的意见和反馈，来决定股票的发行时间、发行价值和发行数量，这就是一些境外上市公司，通常使用的沟通股东和投资者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点就是，通俗来讲实际就是，股票发行人在选择一些国家和地区经过一系列的推介活动来宣传自己的公司，来争取最大的融资、最大的投资者，这也是相当残酷和充满竞争力的。
主持人：今天我们联通公司当时在海外上市的那些中介机构也来到我们现场，就是有一些代表也来我们现场，我们跟他们求证一下好不好？
观众好的。
主持人您先请坐，我们请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竺稼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刚才那位女士说的关于路演的一些情况。
竺：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事情本来，这也是有个过程的。过去二、三十年来，因为机构投资者变得在整个金融融资当中越来越重要。他们一般都在全世界各个主要的金融中心，这时候我们就要到他们那儿去，这里面谁是老板，谁是有钱的，谁是要来要钱的，这个关系很清楚。所以我们大家要到这些金融机构里去，到他们那里去，然后通过跟他们有一些我们叫做一对一对的会谈，有些比较主要的基金，我们跟他们有一对一地安排会议，还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午餐会、早餐会等等。通过这些不同的形式，这是整个推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参与了联通的路演。当时跟王总，跟公司其他的领导一起去了很多亚洲、欧洲、美国，很多主要的会议我都参加了。我印象当中当时最大的第一个定单，就来订股票的定单，是7.5亿美元。所以投资者要做这样的决定，对于很多这些机构投资者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参加过很多其它的路演，但是参加联通的路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他们对于这个路演的重视。我们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叫富达公司，我们到富达公司去，结果他们当时来了20来个人，一起来参加这个路演，来提问题。这里面有他们自己内部的分析师，有他们不同的基金管理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这跟我参加过的别的路演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联通的管理层大家不辞辛苦，王总参加过有的时候一天最多的开过八、九个会议，是吧？
王：八个会议，在四个国家。
竺：在四个国家开八个会议，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辛苦。这时候刚才大家讲到企业的管理人员要有很多的素质，其实我觉得素质之一也是要有充沛的精力。你要是没有充沛的精力的话，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不过一天开八个会，还要在四个国家，恐怕只有在欧洲才能这么做吧？
王：欧洲，还要专机。
竺：因为要等一般的航班的话，可能时间就对不了上了。
主持人：你觉得通过那些路演，因为路演的话，那些基金经理、那些成员都是第一次跟王总接触，你觉得他们通过接触，对王总印象怎么样？
竺：王总对于企业非常内行，而且对于整个今后业务的发展方向、对于今后技术的发展方向都非常了解，我觉得这是给投资者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第二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王总能讲英文，王总英文非常流利，这个也对于在整个跟投资者交流的过程中，大家交流就方便了。
主持人：非常方便。
王：不过业务是我的专业，英语我是业余的，他们是专业的。
主持人：坐到旁边这一位是中经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杨昌博先生，杨先生应该也是参与了路演。
杨：我们在路演的时候会见到这样两类人，一种是基金经理，一种是分析员。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要跟基金经理推介公司的情况，要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基金经理，有时候很年轻的基金经理或者分析员，很年轻的分析员，他们有的问题是非常单刀直入的，甚至可能说是有一些是不客气的问题。
主持人：针锋相对的问题可能是很多的，那你有没有发现过王总也有发怵的时候？
杨：王总也有停下来想一想，看看怎么回答的时候。因为任何人对突然Put on the spot的话，一下把你放在问题的最中央，让你回答一个很难的问题，很尖锐的问题的话。您总会停下来想一想，但是在百分之九十多的场合下王总都运作自如，都自己回答，路演这种形式对于国内的投资者来说应该也不是那么陌生了。
主持人：谢谢。其实我觉得听两位专家说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那我们现场来演示一把怎么样？王总，没问题？
王：谢谢。
主持人：好的，其实刚才两位也说了，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想解决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王先生请到前面来，杨先生来，自告奋勇，那您来做主持人。那您来做这边的主持人，形式是怎么样？
杨：用英文讲还是？
主持人：您用（英文）开场。
杨：我们做一个很快的演示。
主持人：一分钟的。
杨：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将上市公司的总裁王建宙先生介绍给大家，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始我们的路演，王先生请。
王：谢谢杨先生。下午好，先生们、女士们，中国联通在中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电信集成公司。我们在中国提供广泛的电信服务，上市公司在十二个省市有GSM互联网资产，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寻呼服务提供者，有超过四千万手机用户。我们的网络是长途电话、数据、互联网服务，覆盖了中国300多个（联通）分公司、子公司，我们也有五个基础的背景互联网，中国（电信）市场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基于此，中国联通的发展战略是提供一个整合的电信服务，与许多高新技术的应用相结合，作为一个新的操作者，我们注重高利润的服务，我们的管理层人员是由人事部、具有广泛的电信经验及知识的管理部以及运营部等组成，我们对中国联通的光明前景非常有信心，谢谢。
杨：非常感谢。刚才王先生对于我们的公司向您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为您展示了一个（联通）前景，我相信您也在关注着这个前景，王先生所做的演示现在对问题和回答开放。
观众：王先生，您在中国政府服务有20年了，您现在拥有一个海外上市公司。您对于从前的经验将您置于现在这个角色有什么看法？
王：过去我是国家政府官员，接下来是国有企业的老总，今天我成为一个公众上市企业的总裁。我们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任务是创造股东的价值，最大化企业的价值，当然政府是最大的股东。当公司的价值上升，国家的固定资产也会随之提高其价值，同时使我的股东的价值得到上扬，所以我认为他们在价值上有共通点。
观众：比如说某些事超出你的控制范围，你怎样向我们保证，怎样保证你的股东的价值，打个比方，费用结构变化了。
王：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我们有一些优点，但同时也要承担很多风险。我们将所有要承担的风险，告诉我们的股东例如费用制度。你知道在中国，电信关税是由政府来控制的，我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安排。但是你知道我们有一些计划以便去面对不同的费用机制，比如说如果关税下降，那将会吸引更多的股票预定者，那么总收入也许会持平，也许会比从前略高。
主持人：我看您刚才一直站这儿会不会觉得很累？真正在路演的时候也是这么站着对吗？
王：累多了。
主持人：怎么个累法？
王：有一种饥饿感。
主持人：你们难道出去不是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饭店吗？
王：对，最好的酒店、最好的饭店、最好的车，豪华的车，还有专机。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吃饭，你看一天开八个会，一个早餐会、一个午餐会，然后白天全是一对一的会议。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在做演示，就像跟刚才一样，刚才讲了一分钟。我那时候要讲二十分钟，然后二十分钟讲完以后提问题，提完问题刚想吃饭然后出发了。因为路上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到另一个基地，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后来变成饥饿的问题了。我记得我跟我们刘总，我们刘副总裁，我们有一次一起在开一个会很有意思，我在意大利的米兰一个很高级的午餐会，然后我在上面做演示，因为我讲十五分钟，刘总要讲五分钟。我计算好他五分钟的时候我可以吃饭，我讲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开始来送西餐了，一人一盘，一人一盘，我在上面讲，看到她在我面前就没有停下，就过去了，就跳过去了。这个时候我一面在讲公司发展战略，讲什么什么要世界经济发展了中国的市场，一面在想着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今天一天都又要挨饿了。
主持人：我想其它方面，比方说着装这些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标准？
王：着装有很多故事，关于着装。
主持人：着装也有故事？
王：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先集合在香港，香港很多商界的人士都跟我们说，你是路演，你是这么大一个公司去路演，你是公司总裁，你一定要注意形象。从头发、衣服、裤子、鞋子、手表、眼镜，都要非常地讲究。人家看你公司，先看你这个模样。
主持人：大家观察一下今天王总觉得什么部分的着装等等给您最深的印象？有人说皮鞋很亮，领带很艳，这条领带在真正路演的时候也戴过吗？王总？
王：今天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2000年6月21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我跟李肇星大使我们一起敲响开市锣的时候，我戴着这个领带。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路演，他说商人形象一定要是蓝的，是一条一条的，表示你很坚毅、很刚强，一定要这种领带的。所以全戴的是那种，后来上市那天，他们说一定要戴红的，是越鲜艳的越好。后来是朋友们前一天的晚上给我找来的，然后我那天用了一次，今天是第二次。
主持人：欢迎您在对话上市，谢谢王先生。刚才您说路演，这位观众是有问题是吗？好，我们一会儿说，王先生刚才也说了，路演非常辛苦，但是今天来我们对话，饭也吃过了是吧？
王：是。
主持人：而且休息，看上去休息也不错。
王：对。
主持人：那我们坐下来再等待更多有挑战性的问题，好，请坐。这位观众给我写了一个纸条，他说王先生您一直在说自己和联通过去的光彩，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多地考虑面对中国入世之后所带来的挑战，同时也应该听一下用户的实际问题。
王：提得非常好。
主持人：所以问题真的来了，我们听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
观众：就在前几天，有一次我给我的女朋友打电话，因为时间比较长，但是其中有好几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她的手机的信号可能不是很稳，那么就出现了中间几次，电话不得不挂断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事情我的女朋友后来都跟我生气了，说你怎么搞的，你故意挂断电话啊。我想能不能这样，王总今天在我们这个场合替我向我的女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联通是不是在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
王：我想因为，首先我作为联通的总裁表示非常抱歉，对你们在使用联通的服务当中碰到的问题我们非常抱歉。第二我们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其它的类似的一些投诉，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我站起来吧。
主持人：王总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年轻人的心情。
王：我们也接到了类似的一些投诉，现在我们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我们在山东济南市，我最近刚去了，济南联通他们做了一个死的规定，把整个济南市无缝隙地划成几百个方块，由每一个联通的职工来承包一个方块。不管你是搞机务的、是搞营业的或者搞财务的、搞人事的，每个人承包几个方块。所以你每天回去你都要沿着这个方块走一下，然后发现问题马上报告给机房，然后进行修理或者进行网络的优化。
主持人：像您在济南的那种做法也会在全国通用吗？
王：是的，我们决定要在全国推广这种做法。因为不光是为了网络质量，更加重要的是每一个联通都承担了这种责任，只要你是联通员工，你就有这种责任。您是北京的用户，那么北京的服务当中碰到的问题，我们也已经了解了很多。现在正在采取非常强有力的一些措施，我想再过一到两个月以后那么如果再有类似的问题出现的话，那么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主持人：今天我知道王先生也给我们请来很多贵宾，是您的合作伙伴，包括您的员工等等。我可不可以非常简单地来做一个调查，我想问问这些贵宾、嘉宾当中，有多少是用了联通的服务？只有三位。
观众：服务联通之前，我就是以前是在用中国移动的，原来中国电信的。
主持人：但是服务于联通之后也没有改变？
王：我现在是用两个手机，我用两个。我在我的车上的手机是联通的，我平常带的手机经常要用，以前公布的号码不太容易变。
主持人：所以现在也在用联通的服务？
观众：在用联通的服务
主持人：这位呢？杨先生用的什么？
杨：我的是13021077533。
主持人：为什么您连自己的号码都记不住？
杨：我有两个手机，我是两个都用的。
主持人：还有一个手机也是联通的服务吗？
杨：还有一个手机不是，因为那是1998年。
主持人：您是不是怕联通的服务不保险，所以才换的？
杨：不是，因为我需要两个手机。因为有的时候在有的地区联通的手机的稳定性比中国移动的还要好，比如在上海地区，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这样。这不是对中国移动批评，我只是说我个人的经历。
主持人：您不会说也有两个手机吧？
竺：其实我有三个手机号码。
杨：我也有三个手机，我还有一个和记黄浦的手机，我还选了香港的一个手机号。
主持人：您三个手机比较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服务最好？
杨：我觉得服务从对客户的态度来说都差不多，但是从网络的稳定性来说自然香港的比较好，因为香港地方比较小，要做到稳定性比较容易。
主持人：您也有三个手机？
观众：对，我有一个联通的手机，然后我有一个香港的手机，有一个香港数码通的手机。但是香港数码通的手机它跟中国移动，它有一个一机两号的安排。所以那个手机有时候打开，也可以当中国移动的手机来用。
主持人：吴先生，您有几个手机？
吴：我有四个手机，一个美国的，一个香港的，一个北京的，一个上海的，我上海的号码是赵总送给我的，所以号码非常好。
主持人：只有一个是他们送给你的那个是联通的。
吴：上海的手机，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观众：我基本上用香港的手机。
主持人：用香港的比较多。
观众：对。
主持人：我刚才帮您做了一个小小的市场调查。
王：是。
主持人：现在是不是该您来发表一下您的感想？
王：好，首先您安慰我，感谢你为我做了一个现场的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的成果跟我所掌握的情况完全一致。
主持人：完全一致，但是这个结果看上去并不是很好。
王：你听我说，中国联通现在的市场占有率是26％，但是我们的用户，主要来自于大众市场，大众市场是现在美国比较流行的说法，叫Mass Market。其实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低档用户，那么中高档的用户在联通占的比重非常低，今天我们到会的都是高档人士，都是成功人士，所以这个比重很低。坐在前面的用联通手机的成功人士，因为他的工作跟联通有关，所以他需要知道联通的情况，他用了联通的手机。如果他们不做联通的，很可能不做联通的手机，那么这是联通存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来研究，我们请了国际上知名的公司在研究，如何使一个新兴的公司把这个用户从大众市场向中高端的市场来转化，那么说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观众：安达信自己做过一个报告，说世界上五百强的公司有80％的决策是靠咨询公司给做出来的，我想王总在经营联通两年以来，那么联通到底决策是有多少是由党支部来决定的，有多少是由股东大会来决定的，有多少是由董事会来决定，有多少是听从顾问公司的决定？
王：我想您重点想问的还是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政府现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电信行业，它是一个监管的一个部门，就是你要竞争，你肯定要监管，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电信监管的。那么现在从我的经历、从我们的经验、从我们的体会，就是确实政企已经分开了，政府在做政府的事情了。你说政府要不要管电信行业，肯定是要管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政府一定是会对电信行业进行重点的监管的。所以有关监管方面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听政府的。那么至于企业经营的问题，政府没有干预，政府它是一个大股东，像中国联通上市公司，77％的股份是国有股，那么它是一个股东。那么我们作为具体的企业的经营，是由企业的经营班子来进行决策的。至于哪些问题由董事会来决策，哪些问题需要股东大会来决策，那么这个就是完全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来做。
观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能更多的是靠一种机制。但是从长远来讲，它的发展是靠一种文化。比如说海尔的斜坡文化，联想的三星文化，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我登录上中国联通网站的时候我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关于你们管理层、关于你们企业文化的介绍，我想问一下，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谢谢。
王：您的这个观察很正确，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薄弱环节。联通搞了那么多年了，都说要建立企业文化，但是系统的企业文化的这种描述我们确实现在网站上也没有，我们也没有编成书。但是企业的文化不是写出来的，不是由一个机构给你做出来的，企业文化它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我现在觉得作为我们联通来说，其实已经不管内部、外部承不承认，这个企业文化已经是客观地存在了。那你说我们企业的文化有什么特点，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新字。联通是一个全新的公司，1994年成立的，所以我们使用的技术是最新的技术，我们的网络是最新的网络，我们的员工是最年轻的员工。在各个电信的、比较大的电信企业相比，我们的平均年龄是最低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用的是新的机制，所以联通的员工都置身于这种环境当中都是在拼命地工作。不论你到我们联通总部来看，晚上九、十点钟大家都在辛勤地工作，你要我们下面去看，到省、地、市、县，大家都是辛勤地工作。他们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么好的中国电信市场，公司有这么好的机制，为联通的事业而献身，他们觉得非常骄傲，也觉得非常值得。
主持人：我站在这边看王先生回答问题也是蛮辛苦的，您现在能不能够比较具象地一点来给我们描绘一下，联通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王：未来来说，对中国联通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客户使用中国联通的服务成为一种享受，这是我们最高的一种追求。
主持人：王先生您也看到，刚才在您描绘完联通的前景之后全场观众都为你报以祝福的掌声，我想大家也是希望您刚才所描绘的那幅未来图景能够真正地变成现实。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期待着会有更多的企业能够跨入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列之中，这样的企业越多，我们的国家就会越富强，我想这也是对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理论的最好理解和最好实践。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对话节目，我们下周再见！谢谢，谢谢王总，谢谢大家。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对话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认真地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江总书记对三个代表的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作为始终关注着经济前沿领域的对话工作组，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发展经济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多么地重要，那么我们也欣喜地发现江总书记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在了三个代表的首位。电信业是我国的朝阳产业，踞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沿领域，那么它也是在我国加入世贸之后首当其冲要受到挑战的行业之一，我国的这些旗舰企业、旗舰行业能不能够经受住这个挑战呢？它们能不能够继续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呢？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中国联通的总裁王建宙先生来现身说法。在为大家介绍王先生之前，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再来熟悉一下他，欢迎您，王先生。
王：大家好！
主持人：欢迎王先生的到来，王先生您好。
王：您好。
主持人：我知道王先生是从事电信工作的，那么我想您就肯定会对用各种各样的电子仪器，像手机或者座机来进行交流肯定是非常熟悉，那您也会喜欢我们对话的这样一种交流方式吗？
王：我非常地喜欢，因为沟通交流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打电话是交流，电视也是交流。我想看一下我们中国联通有一个标记，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个标记是一个中国结，又叫做如意结，它原来的含义叫做吉祥如意，后来我们又给它新的含义，叫网络四通八达，又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沟通、从事沟通这个职业，我们联通的员工有一句话叫做，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
主持人：王先生的开场白说得很棒，不过我站在王先生旁边可以看得出来，王先生刚才上场还是有一点紧张，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位观众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来消除紧张的秘诀？
观众：我想请问王总一个问题。
主持人：问一个问题可以消除紧张？
观众：您去重温宣誓，您是出于真心实意的呢？还是出于对形势的需要呢？谢谢。
主持人这究竟是让王总更紧张，还是让您更放松？
王：这个照片是在今年的七一前夕，我们中国联通组织了部分的在京的党员去西柏坡，我们在这儿是重温入党的宣誓。那么我在重温的当中，心情也非常激动。我是1980年12月29日入党的，那么我当时入党的情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是刚刚改革开放的前期。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那么我自己置身于电信行业当中，改革、发展的一个整个过程，我感觉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但同时，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又感觉到今后的责任是更重。中国联通我们的职工一共有53187个人，其中7500个是共产党员。那么我们的共产党员在我们的建设当中也好，在经营当中也好，都发挥了非常好的先锋模范作用。
主持人：欢迎所有观众的到来，谢谢各位嘉宾的光临，来，那我们入座。王先生在电信行业做一些政府官员的工作，做了大概有二十多年，现在来做国企的老总，你感觉上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王：如果回忆我在电信行业的工作，其实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1993年我担任了杭州市电信局的局长，那个时候，如果要总结那时候的情况，就是严重的供不应求，严重的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就是交电话费难、装机难、修电话难，我们在1993年，我们杭州市正式开放，就是可以收电话的初装费。那时候不要说装电话，就初装费都不让他交。甚至我去国外，有一次去欧洲，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中国去的一个在当地的朋友，然后还没聊天，他就说你是电信局局长，我有一个亲戚在杭州等了好几年了没装上电话，您能不能帮助装得快一点。所以那时候我做梦都在想哪一天我们可以敞开地，让人家谁要装电话，我就能够一个星期就给你装好，那时候确实是我最大的梦想。那以后这个发展得非常快，从90年代以后，电信事业进入了大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我们是看着它在发展，而且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记录。我看了电信发展史，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创造这么高一种电信增长的速度的。
主持人：您自己因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角色转换，有没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王：以前是人家来求我，我是政府官员，人家要办批文，人家要干什么都求我。今天是我去求人了，我有大量的批文、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要去求政府部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不适应。
主持人：对。怀念过去的那种很风光的，人们都来求您的那种日子吗？
王：我不是怀念我自己多少风光，我是怀念有那么好的市场，我非常怀念。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现在联通的老总相当于一个什么级别？
王：这个企业没有级别了，我离开邮电系统的时候是很清楚，是司长、是正局级。到了企业以后，根据现在的干部管理规定，明确地说没有级别了。
主持人：没有级别了。您比方说在99年的时候您刚刚要加入联通的时候，比方说那个时候还有给您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让您去做一个副部长，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让您做联通的总裁、老总，那个时候如果有那个选择的话，您选择什么？
王：那个时候不要说副部长，就是副局长，我也宁愿在国家机关当个副局长，而不愿意到中国联通来当总裁这是我那时候的思想。
主持人：我觉得您还是可以先跟我一起来听听观众们的说法。
观众：我不觉得做政府官员就不对，但是作为我，我觉得我喜欢。第一我喜欢挑战，而且我喜欢最早地进入挑战。所以92年的时候，我也愿意选择企业，做企业的领导。我觉得就是作为外企给我提供的天地是更广阔，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我可以如果想有所作为的话，确实我有这个机会，而且能够使得自己的人生确实有价值。做企业家是一个很寂寞，也很冒险的职业，我是一个很多年来从事企业家报道的一个编辑。我认识一个很著名的彩电企业家，李永分。每次采访他，每次当面谈的时候，他都痴迷，对彩电痴迷到我们看彩电的人不能理解的程度，那就是疯子，别的事情他都不知道。第二，他……少白头，前一段时间我们采访……实达的老总，三十八岁，做了十三年的企业。他说他的头发一半掉光了，一半是白了，染的后来，三十八岁就要出局。我说到第三个，他准备做出局者，像很著名的企业家，他要有投资者来制约他，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上市以后，就感觉给自己吊了一个绳子在子上。
主持人所以一点也不自由。
观众：一点也不自由。随时可能会被投资者、会被股民、会被董事会赶出局，他很不容易。
主持人：很不容易。
观众：在中国做企业家是一个非常冒险的经历。像王总，他做部长可以很轻松，我认为起码可以有秩序地做。但是做企业家是在无知的、没法预测的经济大海里边来寻找一个利润，那很难很难，我们觉得很难，我很佩服，很不容易。
主持人：所以你是觉得做企业家太难、太辛苦、太冒险，那您究竟做什么？您选择什么？
观众：我肯定做不了企业家，我觉得神经坚强的人才能做企业家。
观众：如果一个理智的人肯定会选择收益，预期的收益与预期的风险相比较，这种做副部长的话，这种预期的收益，远大于这种预期的风险。
主持人：也是风险小。
观众：所以说我想基于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我想他肯定是应该还是留在政府会更好，而且信产部刚刚成立，更风光，管理的部门权限会更大。
主持人：成就感也很强。
观众：没错。
主持人：好，谢谢。
观众：我会去做部长。
主持人：您会去做部长。
观众：我可能做不了，但是我会觉得应该去做部长。
主持人：如果给您这个选择的话，一定去做部长。
观众：对，你会做更多的事情，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而且做部长以后的话，你从政策上会得到一个提纲挈领的效果，比那个企业强得多。
主持人：好，谢谢。也不知道我们王总究竟有没有在这些观众当中找到知音？
观众：其实我刚才说了，做企业家很难，但是我感觉，我其实也同意刘女士的看法。我希望更多人像王总这样勇敢一些，做这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在中国现在的确不缺一个副部长，我想可能缺一个非常优秀的联通的CEO，中国还是缺乏企业家阶层的一个国家，中国的文化中没有企业家文化。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我们就要加入WTO，有更多优秀的企业家，当然企业家不是选出来的，有更多的人能够创业的话。我想在座的好多年轻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做企业家报道，做企业家杂志的也更高兴。
主持人：刚才我们听到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观点。要么就是做部长，要么就是来做企业，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观点？第三种声音？
观众：王总当初在80年做电信局局长的时候。我想指出来，那个时候实际上他是在做企业。因为中国当初在1980年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政企不分、政企合一，也就是说他最早是当初的邮电局，是在真正的布线和给客户拿来，我很想听到王总所说的是当时的政企合一或者说我们不好听的话政企不分的企业和今天一个新兴的企业，他有什么感觉？而且刚才王总说，他那个时候的选择会是做副部长，下一半的话还没说出来，现在的选择会是什么？
主持人：好，那我们现在来听，谢谢。王先生，刚才我帮您收集了很多方的意见，那么您现在来一一点评好不好？
王：其实我觉得他们谈得很深刻，都谈到了企业的问题、政府的问题、政企合一的问题。其实他们两边的观点我都是同意的，就我本人而言我是一直在企业工作的。那时候，刚才吴先生所说的，那时候是政企合一。杭州市电信局的局长，其实做的大量的是企业的工作。所以我是非常地热爱企业，非常地热爱电信这个行业的。刚才有位朋友说，我们一些彩电的一些经理们对彩电达到痴迷的程度，我不敢说我对电信痴迷，有人说我是吹牛，我跟人家说是吹牛。我在杭州市当电信局局长的时候，就看到电线杆子坏了，我就觉得像我家里一个空调坏了、像我家里一个电冰箱坏了一样，觉得全城的电线杆子都是我家里的东西。后来我到北京来跟人家说，人家说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出来呢？我确实是这个感觉，我看到哪里，如果有个电话线发生问题了，我确实是非常着急，这是一种感觉。
主持人：那现在有这种感觉吗？
王：有这种感觉。
主持人：还是有。
王：就是看到130 、132打不通了，我比什么都难受。我到中国大饭店，有时候觉得自己手机怎么信号不好？马上看别的运营商的手机怎么样，人家说挺好的，这时候我非常难受。但是我也有很高兴的时候，比如北京有一个据说是最好的饭店，国际俱乐部饭店。有一次我给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做报告，讲联通，我说联通现在的室内布线有了大量的进步。我不指定你们，你们随便到哪个地方你们去试一下，非常好。宾馆的电梯里也有，地下也有我们的信号。我刚讲完，一个亚洲地区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牌的分析师，是一个加拿大人，一讲完他就过来了，他说你看，我上面香港漫游手机，挑了我上面的是中国联通，这时候我比什么都高兴。
主持人：特别高兴。
王：是。我再说刚才痴迷的程度，我出国比较多，去考察、去工作，我很少照相，很少拍照片。但是我只拍一个东西，就是电话亭。我到每一个城市，我就要拍它的电话亭，我现在已经是这么大的四大本了，这么厚的四本了。有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北美洲的、南美洲的，各地的电话亭，各种各样的我都照了。有一次我去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在高速公路上我突然发现高速公路上有一个电话亭特别奇怪，它是报警用的电话亭。我让那个导游，我说你停一下，我要把这个电话亭照下来，但是他说不行这是高速公路。
主持人：对呀，怎么能停车呢？
王：我说这个电话亭对我很重要，他还是停了一下，然后把这个电话亭照下来了。后来第二年，我们又有一个代表团又去加州，同一个地方，又是这个导游开的车，他把这个当成故事讲了，他说那个人真怪，他说别的东西不照，他就照电话亭。
主持人：现在2001年的时候，再让你来选，就是说现在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部长副空缺，你去不去？
王：再让我选，哪怕我重新再活一辈子，我说我还是选中国联通。
主持人：为什么呢？
王：因为现在经过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整个监管环境的变化下面，经过我们的努力，联通的面貌得到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领导班子，我们有很好的董事长，有很好的管理层，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这个对电信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我们已经在海外上市，我们有了充足的资金，有这么好的市场。那我觉得，真是从内心感到，干联通的事业非常有意义。
观众：刚才听到王总讲他自己的经历，说从一个官员然后从事到这种企业的管理者。而且他刚才说最早他宁愿去选择做一个官员，后面又讲，如果再活一辈子的话那么他还是会选联通，所以我想在这个里面，我就想到是不是说这二者之间实际上并不是截然地对立的？它是有某种相通性的？我想这种相通性首先表现在不管是做一个政府官员还是做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他们都是一个，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一个管理者。所不同的是，前者他是一种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而后者他是一种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做为一个官员，他也是为这个社会去谋福利，而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我通过创造财富也是为这个社会去谋福利。这种区别我想做一个比喻的话，不一定很恰当，如果我们用一个体育比赛做一个比喻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政府官员他所扮演的是一个裁判，或者一个规则的制定者这样的角色。而这个企业，他好象扮演的是一个运动员的角色，那么这个政府制定规则，如果是这个规则制定得好，他可以有助于运动员发挥出更好的成绩。反过来这个运动员，他表现得非常好的话，他也可以反过来促进裁判员或者规则制定者制定更符合这种运动规律的这样一些规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王总他是两个角色都曾经做过，而且他从一个原来曾经是制定规则的人，现在应该说很熟悉规则了，那么现在再来做运动员的话，是不是运动员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谢谢。
主持人谢谢。那么对于联通来说，联通从94年成立开始到2000年6月在海外上市，应该说也是完成了一次命运的转折，那个时候联通选择海外上市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王：第一点是筹集资金。因为联通的建设非常需要资金，我们当时的净资产只有85亿人民币，就是去年2000年。但是我们去年的投资计划有400多亿人民币，但是如果去借400亿的钱您只有85亿的净资金，那你这个负债率太高了，所以我们需要资金，我们需要直接地融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第二，我们希望通过上市来改变企业的机制建立一种现代企业的制度，联通上市以后，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了。因为我们拥有国外的股民了，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地按照国际企业运行的规则来运营自己。
主持人：听说是亚洲市场除了日本之外融资最大的一个项目？
王：是的，是香港最大的，是亚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而且是全球电信行业排到前十位之内。
主持人：在说服这些海外的基金经理的时候，肯定也是困难重重。那你们是不是好像把上市之前的这一些，说服对方来买你们股票的过程，都称为路演？
王：是，我们叫路演。
主持人：好，那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谁愿意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路演？好，有一位女观众举手。
观众：路演在英文里叫Road Show，那么它的中文旨意就是路演，就是上路的路、演出的演。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在路上进行巡回演出，后来被证券界借用，而特指上市公司在股票发行之前做的一些股票发行的推介会，通过一系列的推介活动，让投资者对股票发行人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更直观的感性认识。发行人和承销商通过投资者的意见和反馈，来决定股票的发行时间、发行价值和发行数量，这就是一些境外上市公司，通常使用的沟通股东和投资者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点就是，通俗来讲实际就是，股票发行人在选择一些国家和地区经过一系列的推介活动来宣传自己的公司，来争取最大的融资、最大的投资者，这也是相当残酷和充满竞争力的。
主持人：今天我们联通公司当时在海外上市的那些中介机构也来到我们现场，就是有一些代表也来我们现场，我们跟他们求证一下好不好？
观众好的。
主持人您先请坐，我们请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竺稼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刚才那位女士说的关于路演的一些情况。
竺：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事情本来，这也是有个过程的。过去二、三十年来，因为机构投资者变得在整个金融融资当中越来越重要。他们一般都在全世界各个主要的金融中心，这时候我们就要到他们那儿去，这里面谁是老板，谁是有钱的，谁是要来要钱的，这个关系很清楚。所以我们大家要到这些金融机构里去，到他们那里去，然后通过跟他们有一些我们叫做一对一对的会谈，有些比较主要的基金，我们跟他们有一对一地安排会议，还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午餐会、早餐会等等。通过这些不同的形式，这是整个推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参与了联通的路演。当时跟王总，跟公司其他的领导一起去了很多亚洲、欧洲、美国，很多主要的会议我都参加了。我印象当中当时最大的第一个定单，就来订股票的定单，是7.5亿美元。所以投资者要做这样的决定，对于很多这些机构投资者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参加过很多其它的路演，但是参加联通的路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他们对于这个路演的重视。我们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叫富达公司，我们到富达公司去，结果他们当时来了20来个人，一起来参加这个路演，来提问题。这里面有他们自己内部的分析师，有他们不同的基金管理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这跟我参加过的别的路演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联通的管理层大家不辞辛苦，王总参加过有的时候一天最多的开过八、九个会议，是吧？
王：八个会议，在四个国家。
竺：在四个国家开八个会议，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辛苦。这时候刚才大家讲到企业的管理人员要有很多的素质，其实我觉得素质之一也是要有充沛的精力。你要是没有充沛的精力的话，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不过一天开八个会，还要在四个国家，恐怕只有在欧洲才能这么做吧？
王：欧洲，还要专机。
竺：因为要等一般的航班的话，可能时间就对不了上了。
主持人：你觉得通过那些路演，因为路演的话，那些基金经理、那些成员都是第一次跟王总接触，你觉得他们通过接触，对王总印象怎么样？
竺：王总对于企业非常内行，而且对于整个今后业务的发展方向、对于今后技术的发展方向都非常了解，我觉得这是给投资者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第二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王总能讲英文，王总英文非常流利，这个也对于在整个跟投资者交流的过程中，大家交流就方便了。
主持人：非常方便。
王：不过业务是我的专业，英语我是业余的，他们是专业的。
主持人：坐到旁边这一位是中经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杨昌博先生，杨先生应该也是参与了路演。
杨：我们在路演的时候会见到这样两类人，一种是基金经理，一种是分析员。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要跟基金经理推介公司的情况，要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基金经理，有时候很年轻的基金经理或者分析员，很年轻的分析员，他们有的问题是非常单刀直入的，甚至可能说是有一些是不客气的问题。
主持人：针锋相对的问题可能是很多的，那你有没有发现过王总也有发怵的时候？
杨：王总也有停下来想一想，看看怎么回答的时候。因为任何人对突然Put on the spot的话，一下把你放在问题的最中央，让你回答一个很难的问题，很尖锐的问题的话。您总会停下来想一想，但是在百分之九十多的场合下王总都运作自如，都自己回答，路演这种形式对于国内的投资者来说应该也不是那么陌生了。
主持人：谢谢。其实我觉得听两位专家说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那我们现场来演示一把怎么样？王总，没问题？
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