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有的“小费”文化
最近有不少国家争取拔得“无现金国度”的头筹，除了中国许多城市在推行无现金运动之外，去年底瑞典的现金交易已经降低到2%左右，而《美国银行行业期刊》估计到2020年时，瑞典的交易价值只有0.5%是用现金。
相对而言，根据2016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消费者支付选择调查”，现金依然是美国最常用的支付方式，尽管其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研究发现，现金使用量从2012年交易的40%下降到2015年的32%。
自2003年以来，美国的现金使用情况保持相对稳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3%至15.5%。
PYMNTS.com全球现金指数™在今年三月公布的分析显示，美国的现金使用情况仍然高于西欧国家。2015年美国的现金使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而芬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7%，法国为7.1%，荷兰为7.4%，瑞典为5.6%，瑞士为4.5%。估计到2020年，美国的现金交易份额将占GDP的11.7%。
各方公认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诸如对政府（延伸至对数字货币）的缺乏信赖、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仰赖现金给人带来的“安全感”，美国距离“无现金社会”还很远，并且恐怕永远不会成为完全的无现金社会。
哈佛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最近在《现金的诅咒》(The Curse of Cash)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直接的呼吁：逐步淘汰大多数（20美元及以上）的纸币。罗格夫认为现金除了削弱了政府的非货币政策外，也成了地下经济的帮凶。
截至2015年底，美国在市面上流通的现金价值1.4万亿美元，平均每一个美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高达4200美元，而80%为100美元面值的纸币。
这些现金是用来干什么？很大一部分是逃税、贪污腐败、支持恐怖主义、毒品交易、人口贩运、和其他大型全球地下经济。
我没有机会在美国现实里目睹类似中国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场景：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的赵德汉，藏了两亿三千九百九十九万元，塞满墙柜、冰箱、床垫一沓一沓的人民币！
但是，我在美国每天都可目睹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金交易：小费经济。
在“无现金”的乌托邦里，科技可以解决小费带来的问题吗？
小费经济和现金
小费，可能是美国永远无法成为无现金国度的路障之一！即使软件和技术可以使小费的支付和收取更加容易，但是它们也杀死了部分小费文化存在的原因：地下经济！
美国的“小费经济”表面上是“随兴”，但是却比强制性的服务费更有压迫感。我在没有小费文化的国家如日本、法国或德国旅行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到和在美国同样对小费的期望值。
长久以来，美国的小费文化不断引起各方声讨，但是为什么在Quora（美国版知乎）有这么多人吐槽美国的小费潜规则，居然还废除不掉？
《食客》（Eater）网甚至设有专页，罗列各州对于消弭小费争论战的即时新发展。但是小费的习惯根深蒂固，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14年的资料显示，有430万美国人依靠别人的慷慨谋生。
去年底纽约餐饮大亨丹尼•迈耶开始在旗下的餐馆推行“无小费”方案，引起餐饮界的风暴。迈耶认为小费跟服务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对在厨房和后台的工作人员不公。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也同时提高了消费单价，由餐馆用来分配报偿前台以及后台的工作人员（如厨师）。
迈耶的“无小费实验”很可能是对2015年的一场官司所做的反应：两名离职的餐桌清扫员代表提出了集体诉讼，指控迈耶旗下的谢来喜酒馆(Gramercy Tavern)，让“非服务性员工”如流程维护员、银器抛光员和葡萄酒经理，不当地分享了餐厅得到的小费，并且雇主私纳了全部或部分从私人宴会赚来的服务费。今年三月迈耶的公司同意付69.5万美元和解。
我个人支持无现金社会，我也希望消灭美国式小费文化。
其实我个人反对小费，是因为这样的小费文化，摧毁了真正的服务精神！的确，香港的出租车司机很凶，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很不耐烦，但是一般说来，我觉得在美国除了奢侈品行业之外，个人所得到的服务与小费的付出往往不成正比。
经常我付小费的时候觉得很虐，凭什么我要为这么糟糕的服务买单？我认为美国的小费潜规则反而使得服务的素质降低。
我记得在纽约出租车开始接受信用卡付账之前，有一次因为身上带的零钱不够，全身掏尽了，只给了出租车司机大约10%的小费，没想到他居然把钞票甩到我的脸上，说：“你给这样的小费还不如不要给！”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钱砸我！
在大多数欧洲或亚洲国家，小费只是一个选项，甚至我常常在亚洲给小费的时候，服务员或商家感到非常惊讶，有时候还追出来，以为我遗忘了钱，或给错了数目。
我很憎恶美国的小费文化，正因为它纵容了服务态度很差的人，让他们认为拿钱是对自己报酬不公的合理补偿。在日本旅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虽然没有小费的期待，但是服务态度如此之好，反而真使我想要给小费。
因此我并不是反对小费本身，我只是反对小费已经变成一个隐形的强制制度，鼓励一个越来越夸张的期望值。如果消费者不愿意屈服，便会无辜地受惩罚。
从报酬“一角”到“大部分”
小费（tip）的字源虽然跟“冰山一角”的tip同字，但是却变成了某些行业人士报酬的主要部分。根据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林恩的研究，2013年时美国的“小费经济”大约达到400亿美元，占一名服务员收入的58%，一名调酒师收入的52%，一名脱衣舞娘收入的44%。
从经济生态而言，小费也让美国雇主变相地减少最低工资。如果雇员预期从小费弥补收入差额，联邦法律允许餐馆支付较低的最低工资。比方说，内布拉斯加去年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美元，但是有小费的人的基本工资却照联邦规定维持在2.13美元。马萨诸塞州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1美元，但是拿小费的行业工资可以低到3.75美元。
美国也有些州的法律不同：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蒙大拿、内华达、俄勒冈和华盛顿州，都要求雇员无论是否有小费收入，至少领到最低工资。即便如此，大众心理已经塑造了拿小费的人需要工资补贴的形象。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法律停止对雇主的“补贴”，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便随之下降，因为雇主不愿意付最低工资。
这是变相地让客户为雇主制造的“可怜假象”买单，也让没有服务态度的人觉得理直气壮。
当客人留下小费时，他们觉得向“贫困而勤奋”的人直接打赏，因此是针对有血有肉的个人给予的即时反馈，而不是向一个大而无形的公司支付报酬。
但是我认为用这个来说明小费对于经济的主要贡献，或是对于人性的奖赏，是很浅薄的解释，因为在其他的国度里，不必需要以这种方式来确认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或公平关系。
对我而言，小费文化违背了美国以工作表现而评量报酬的精神。我在欧洲和亚洲旅行的时候也喜欢给小费，但是出于我自愿。我愿意给一个愿意用心做事的人，一份他值得得到的奖励。
根据凯瑞•塞格瑞的《美国的小费社会史》，美国内战后从欧洲进口到美国的小费文化，在当时就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因为它代表了贵族文化的“阶级意识”，刻画出一群需要靠人慈悲过日子的工人阶级，违反了美国的平等精神。
1904年乔治亚州成立“美国反小费联盟”，一举号召了10万名会员。1909年华盛顿州成为通过反小费法律的第一个州，后来有其他五州通过类似法令，但是很少执行。到了1926年，每个反小费法都被废除了。
在这个过程中，小费文化，更加根深蒂固：1918年，有一百名服务员因在反小费人士的汤里下毒而被捕！
而今天，我就是那个怕服务员在我的汤里下毒的食客！
美国的小费文化因地略有差异，公认纽约市为第一，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全方位：把报纸甩在门口五公尺外淋雨的送报生、花了5倍时间修理的工匠、不按照预定时间出现的电表检查员、爱修不修暖气系统的执勤人员 . . . .
虽然现在有软件帮助人付小费，绝大多数指望小费的人还是要现金。他们不要支票，不接受信用卡（因为要付3-5%手续费），不用转账软件（不想给国税局留下可追踪的痕迹）。
小费制度让人产生自发的罪恶感，如果你不愿意大笔犒赏那些靠小费生活的人，你就觉得好像辜负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拿到最大的工资。
我的母亲到纽约看我的时候，常常对我上美容院给的慷慨小费表示不解。其实这不是我在摆阔，而是这里面牵涉整体的经济环链。如果我要长期与这些师傅合作，我就会必须要让他知道我是一个值得珍惜的客户，而值得珍惜不是光靠你对他们好，或是一个脸上的笑容，很现实的是，最后有多少小费放在他手里？
按摩师和发型师可能拿的基本工资很低，就靠小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坐在前台的小姐因为没有跟客户特别的互动而不能受惠于小费经济，这好像很不公平，但是给小费的习惯变成了一种隐形的要求的时候，顾客必须接受这种“情绪勒索”，即使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心对我好，还是眼巴巴地献殷勤，而转眼只要看到我的出手不够大方，就马上变脸色。
有时我想，在美国是不是我们每天遇到的“雷锋”，都指望着从我们这儿拿小费？
我记得几年前，我从一家家具店买了书橱，也预付了到府拼装费。家具店派来的一名木匠显然不够专业，动作很慢，我只好在场搭把手。到了一半的时候，他的老婆来找他，便自愿当老公助手。
老婆没有工具，我还到储藏室把自己的工具箱借给她，于是两个夫妇一唱一和，弄了一宿。看了他们夫妇两人“协力打拼”，我心都软了，给了他们一个相当于书橱买价40%的红包！
等他们离开以后，我才发觉他们的手工不好，老公没有技能，老婆也不专业，很多木料都磕伤了，还耽误我那么多时间，本来应该三四个钟头可以搞定的，却折腾了我一整个晚上。最糟心的事是，过了几个月，我找不到工具箱的时候，才记得他们走的时候拿走了我的工具箱，却没有主动回来还我。
我觉得他们才应该付我小费！
期望越来越高
近年来小费文化已经渗透到更多的行业。到了圣诞节之前，便会收到各种带有小费暗示的贺节卡：送报生、公寓楼的保安和清洁员、车库门房、发型师 . . . .
但是小费文化不但无处不在，期望也越来越高。在1922年时，美国小费礼仪专家艾米莉•博斯特推荐的小费规则是10%。在20世纪中期，15%是平均或上限。但是近年来15%已经变成“底线”，20%已成为“新常态”。
根据《工薪标准》（PayScale）2014年9月发布的数据，小费中间值是消费值的19.5%。
但是今年7月《信用卡》（CreditCards.com)网的数据显示，其实只有一半的餐馆顾客给16%至20%之间的小费。
《时代杂志》在2014年访问服务员和餐厅的结果显示，从业者认为25%甚至30%才是适当的小费水平，而一度是“慷慨”指标的20%，只是今天的一般。
这之间期待的落差，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花钱仍然得不到好的服务！
想付比平均值少的小费？你敢？有位朋友在一家餐馆对服务不满，只给了5%的小费。没想到餐馆经理追出来问他：“出了什么事？”经理坚决追讨“欠”的小费，基本上把顾客当成“虐待小动物”的恶霸。
我曾经非正式地调研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他们说住在上东区公园大道的有钱人反而出手很紧。但是这个“有钱人抠门”的印象已被很多研究反驳。我想，莫非这是出租车司机对“有钱人”的期望值过高，而造成的心理反差？
《信用卡》的调研发现，美国给小费最慷慨的族群是共和党人，他们住在东北部，并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他们在餐厅用餐时，通常给20％的小费。
另一方面，女性给小费的中间值为16%，而民主党、南方人和现金用户则是15%。
帐单的大小决定小费，使得服务员有动力鼓励消费。消费额高和所需的服务劳动力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并且无论服务质量如何，食客通常都会给相同的百分比。
在纽约，小费的大小已变成一种体面的问题。所以在上流社会里，很多人一手刷美国联通的黑卡，另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现钞。
不给小费，拿不到好的服务是真的；给了小费，却不见得拿到好的服务，这也是真的。
小费通常与表现无关。
根据多项研究显示，小费经常是客户偏见渗透薪酬的工具，性别和种族对于小费的影响大于工作技巧和态度。
2015年经济学者马特•帕雷特在《经济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他的研究结果，外表有吸引力的服务员每年获得的小费，比没有吸引力的服务员平均还要多1261美元！
地下经济的魅力
在许多国家推行无现金社会，更多的时候是靠数位技术和移动支付的普及，然而美国使用现金的下降主要由信用卡和借记卡的使用上升所推动。即使更多的消费者正在转向移动支付，不一定会导致无现金的社会，而是一个现金较少的社会。
美国现在有许多针对陌生人付款、不需要交换姓名、电子邮件或现金的支付软件，但是如果没有了“零钱”，小费和自发性慈善捐款都将大幅下滑。
比方说，已有125年历史的救世军慈善机构，是无现金社会趋势的“受害者”之一，2014年圣诞节时收到的零钱布施比前一年下降了10%，其中一些下降可能是由于捐款车流量的下降，以及当年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日数减少，但是救世军在接受媒体时表示，很大的因素是人们在口袋里的硬币和钞票变少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小费经济和小额慈善经济都仰赖给予者在向收款罐子里投币或塞钞票时的临场快感！
但是另一个小费经济不欢迎“无现金社会”的原因，就是罗格夫教授所抨击的地下经济。
很多美国服务业人员如保姆和送货员，都是没有证件的非法移民，因此他们偏好现金交易。不但自己不用报税，雇主也免交所谓“保姆税”，包括社会安全保障、失业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雇主也不用扣除雇员应该交的联邦、州、地方税。因此桌下交易，经常是“皆大欢喜”。
许多关于美国人对小费看法的民调，往往忽略了民调受访者其实不是对小费本身表态，而是在自选幅度的小费和公定服务费之间的选项。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如果商家禁止小费，他们还是需要以另一种形式付出代价。
这里面还有个曲折：酌情小费的计算，是根据消费额本身，不含消费税。同时，付费方的消费税的计算，也不包括小费。但是如果是统一的服务费，付费方也需要为之交税。
比方说，在威斯康星州，餐厅提供的食品和饮料的销售价格，通常需要上销售或使用税。食品和饮料的应税销售价格，包括卖方为完成销售所需的任何服务收取的费用。因此，如果账单包括强制性小费或酬金，强制性小费也需缴纳税款。如果小费或酬金是酌情的，小费的部分不需上销售或使用税。
强制性小费（应课税）和酌情小费（不课税）之间的差异，也是纽约州的规则：客户付的自愿小费不上税，但是除了指定的例外情况，强制性小费会自动添加到客户的账单上一并纳税。
所以，如果美国实行统一的服务费制度，那就表示服务员得为收入纳税，顾客也必须为服务费纳税。并且，如果收小费的人必须报税，付小费的时候还得考虑补偿收费者因为交税而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付小费的顾客，就必须考虑接收方付税后的净额，而增加小费的数字。
因此在美国，只要有小费制度，无现金社会可能就永无指望。长久以来实现真正无现金社会的雏形，是私人会所和高级俱乐部，进出和消费全靠会员的签名，连卡都不刷。
要暂时逃离“现金的诅咒”，只有到私人会所，如耶鲁校友俱乐部，从衣物寄存部，到吧台，都挂有告示：“谢绝小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