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校组装不出哈佛
最近，北京一民办学校因只招到九名学生而宣告倒闭，而此前不久，武汉几家民办学校相继在欺诈招生之后停办的事件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负面新闻的层出不穷给负重前进的民办教育雪上加霜，游移在主流教育体系旁边的民办学校们苦苦寻找希望。
民办学校从资金到校舍，从教师到学生，都带有组装的痕迹。从几万元起家滚动发展的“草根”学校，到数亿身家享誉全球的哈佛，中国民办教育尽管走了近２０年，却还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声名扫地
民办学校也有苦衷
记者在采访中获知，外界对民办学校有着“四论”偏见：“多余论”认为公办学校已够了，民办学校是多余的；“冲击论”认为民办学校是对公办学校的冲击，影响了正规的教育发展模式；“营利论”认为民办学校都是老板炒作发财；“怀疑论”怀疑民办教育这面旗帜到底能打多久。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说是“偏见”，但社会对民办教育的不信任并非空穴来风。目前国内虽然已经有上千所民办高校，但有资格颁发大专学历文凭的仅有３７所，也就是说，仅有３７所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达到国家“免检”标准。
面对质疑，民办学校有着自己的苦衷。北京清华颐文学校的校长余孟尝告诉记者，官办民管性质的清华颐文学校创办的初衷是充分利用清华退休教师的资源，给更多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有着十分严肃的办学思路和实力较强的师资队伍。但是学校从启动之后就靠自我滚动发展，３００名学生每年的学费收入刚够打平学校的日常开支，根本没有能力添置固定资产，只能租用校舍和清华大学的机房、实验室等设备。燕京华侨大学也曾因校舍问题而苦恼，这家靠海外华侨捐资成立的学校，１５年来为社会输送各类人才２０００多名，但是至今仍不能拿到学历教育招生资格。在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的两次申报中，燕京华侨大学的教学成果得到评委会认可，校长吴吟韶坦言：“就是校舍条件拖了后腿。” 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对民办学校来说并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清华颐文的余孟尝校长分析，一是民办学校大多靠学费自我滚动，没有外部资金进入，很难有实力投资基建项目，二是不同的学校会受到不同外部条件制约，比如清华颐文即使融资也无法扩建，因为在清华大学的周边地区已经没有可以占用的空地，而将校舍远迁势必影响清华老教授们任课。燕京华侨大学一位李老师告诉记者，至今为止北京市的银行从没有给民办学校提供过贷款，学校扩大规模又必须要建校舍，目前燕京华侨大学正在修建的近４万平方米校舍资金全部来自于省吃俭用和爱国华侨无偿捐助。
师资队伍的局限性是民办学校发展的另一个瓶颈。目前，民办学校的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三多三少”，即年老的多，年轻的少；兼职的多，专职的少；短期行为多，长期打算少。业内人士分析，这其中还有体制原因，民办学校教师的人事档案、职称评定、党团组织关系以及养老保险都不能与公办学校同等对待，年轻骨干教师有后顾之忧，不愿参加“风险”创业。师资队伍的老化以及频繁更换，影响了教学质量，也造成生源流失。
说到生源，更是悬在民办学校心中的大石头。数字显示，今年北京地区参加高考的５．６万名考生有７０％以上被公办大学录取，这意味着落榜考生只有１万多人。没有生源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学校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据了解，今年北京生源大幅度递减，效果并不理想。
产权不明
民办学校不能承受之重
资产评估达到３个亿的江西蓝天职业技术学校是校长于果自己投资３００万元创办起来的，为了表达爱国之心，他曾立下遗嘱将这个学校捐献给国家。但这份遗嘱在业内引起很大争论，有关部门指出，根据有关政策，民办学校不是投资者的私人财产，投资者无权处置民办学校财产，于果遗嘱中的“捐赠”用词不当，因为在３个亿的财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本来就属于国家。而一些民办学校投资者认为，他们办学没要国家一分钱，这种投资办学与捐资助学性质不一样，应遵循“谁投资谁承担风险、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时至今日，产权问题已经成为横在民办教育面前难以跨越的绊脚石。
１９９７年３月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
北京吉利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苏保群告诉本报记者，吉利集团将在２００５年之前向其全资投入创办的北京吉利大学投资８亿元，而仅靠学费收入，需要十七八年才能收回这些投入。在现有政策下，吉利集团所进行的投资不可能得到一分钱资金回报。
一旦政策松动，教育投资也可以得到回报。但并不是每个投资者都愿意或者有实力进行这样的长线“风险”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办教育资金紧缺的原因。有业内人士分析，一方面，社会上有很多游资期待着教育行业，但因为投资不能得到权益保障，因此停留在观望之中；另一方面，民办学校完全靠自己的流动资金滚动发展，永远形不成有效积累，而且学校本身积累的资金也不敢再投入硬件，行为选择趋向短期化。也就永远谈不上树立品牌。
其实，民办学校“计划外”的属性决定了其应该而且只能从“资本市场”中获得资金，产权方面的限制，无形中将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机构”属性与营利本身对立起来，也就将民办学校的资金来源推入两难境地，同时令投资经营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据悉，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讨论制定一部《民办教育促进法》，其中提及民办教育举办者可以得到“合理回报”，这被认为是这部法案最重要的突破。该法案还将规定“民办学校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但“民办学校受赠的财产及其办学积累所形成的校产为学校所有”等。政策松动的速度是缓慢渐进的，但民办学校们仍然从中得到了信心。
功成名就
民办学校还得等三五十年
民办学校如何走出这种种困境？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但在记者采访中，很多业内人士呼吁，民办高校既然生于市场，就应长于市场，主管部门应该给民办学校更宽松的成长空间，通过市场的自然调节来完成行业的整合。谈及私立学校和政府间的关系，美国诺贝尔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教育官员Ｆｏｎｔａｎａ这样表述：我们学校教育管理的评估和认证是由一个专门的评估机构“国际和跨区域的委员会”来承担的，这个机构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进行评估，是独立的私营性质的民间机构，和政府、学校都没有直接关联。学校收多少学费、花费多少钱，都是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惟一可以影响学费高低的是生源情况，是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并愿意选择到这里来上学。
清华颐文学校的余孟尝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屡次强调，学校呼吁监管部门调整监管重点，对于广告欺诈等非法经营者进行严管，而对于办学基本条件等方面的管理应当适度放宽，因为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优胜劣汰更为合理。北京吉利大学的苏保群则呼吁，希望能够逐渐消除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之间的人为鸿沟，给予民办学校“国民待遇”。 民办学校是否可能通过行业整合达到比较良好的发展状态？燕京华侨大学有关人士认为，目前来看仍然比较困难，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民办院校还没有形成规模，实力不够强大，目前只能解决学历教育的问题，还没有达到培养精英的层次；二是教师政策还没有放宽，很多教师偷偷在民办学校兼职，民办学校教师的权益也不能得到保障；三是社会还没有形成对民办学校的认可，心理上还存在歧视，而且也没有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形成投资或者资助教育的观念，因此吸纳社会资金还有一定困难。
尽管有不少民办学校提出了“办中国的哈佛”这样的口号，但是国内民办学校从“草根”到“圣殿”还要走过很漫长的路。
“现在提哈佛、耶鲁，还为时过早，但要政策放开的话，过三五十年，出现和公办一流大学相抗衡的民办大学，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国家民办高教委常务副主任陈宝渝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