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民营企业家“第一人”
和他同时崛起的民营企业家，有的入狱，如牟其中，有的退隐江湖，如张宏伟，惟有刘永好仍活跃在商业和政治的前沿。他现在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从一名教师到拥有一个总资产27亿美元（2008年中国大陆十大上榜富翁公布的数字）的以农牧业为主的多元化产业帝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的30年可谓顺风顺水，波澜不惊。
刘永好创下了民营企业家中无数个第一：第一批下海的民营企业，第一批私营企业集团，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民营企业，第一批发起成立银行（民生银行）的民营企业，也是最早主动、积极、友善地处理好产权关系的家族企业。从他个人的经历看，他是第一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第一个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第一个当选全国政协常委的民营企业家，第一个当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民营企业家，第一批十大扶贫专员之一，民营企业的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
笼罩着各种光环的刘永好，面对《中国企业家》回忆他从1982年下海经商，到想把自己的企业交给政府，以及亲身经历了国家对民营企业政策的变化，讲述其中的痛苦、心酸和磨练时，心态已经平和了很多。他说，在他的从商经历中，最要感谢的一个人，就是当时的新津县委书记?光临，是他批准了刘永好四兄弟搞科技下乡，带领农民致富，也是他在当时有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提出异议的时候，给刘永好吃下了定心丸，没有?光临的支持，也就没有刘永好的今天。
《中国企业家》：据我们所知，您是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企业家，您是哪一年有下海打算的？
刘永好：1979年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就曾经找过乡党委书记，希望能组建一个自己的电子工厂，但一句话就被否决了，当时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1982年我们再去找当时的新津县委书记?光临的时候，就得到了批准了，因为我们是科技下乡。由于我们下海创业比较早，很多事情没有人做过，我们先做了，就成了第一。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同时我们也非常辛勤，比较简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是相对规范的民营企业，在我们身上没有所谓的“原罪”，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从事农牧业、养殖业，我们养鹌鹑。以前搞农牧业是免税的。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要创业，城里没有空间，只能到农村去，当时我们是专业户，不是个体化，中国是先有专业户后有个体户。从某种角度看，我们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代民营企业的成长，我们参与了整个民营企业发展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幸福、快乐，同时也经历了很多痛苦、心酸和磨练。
《中国企业家》：30年，您有26年的从商经历，这26年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永好：1991年以前，我们作为专业户，得到了很多肯定，因为1982年我们下海创业的时候，新津县委书记说，欢迎你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大有作为，你们到农村去搞科技下乡，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是好事，希望你们每年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带动10户专业户。当时我们就带着县委书记给我们的这个任务到农村去干，带领大家致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养鸡、养猪、养鹌鹑一步步发展，几年以后我们的资产规模从一万元到十万元到一百万元，甚至到一千万。那时候，我们感觉到只要你勤奋，只要你有胆量，总是能赚钱的，因为市场好，一切都供不应求。我们做大以后，县里的领导、省里的领导、中央的领导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参观，说我们搞科技兴农干的好，还带动农民养鸡养猪养鹌鹑，并给予很多鼓励。
但是到了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1990年的一段时间，县里的领导不来了，省里的领导不来了，中央的领导更不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继续做我们的生意，后来在媒体上看到报道，有人说专业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取缔，这时候我们压力很大，买原料和运输都受到限制，到其他地方办事也受到限制。我和我三哥陈育新就商量，去找县委书记?光临，打算把我们的工厂交给政府，我们只当管理者。?书记沉思了一下说，我没说过要收你们的企业，你们干你们的嘛。我相信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们搞得是养殖业，搞的是科技兴农，而且带动了很多专业户。当时?书记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就继续坚持下来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们从媒体报道上开始知道了改革开放，一曲春天的故事，唱响了祖国大地，社会各界对民营企业开始逐步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明显感觉到机会来了，开始从新津县走向成都市，从成都市走向全省、全国，开始兼并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1993年、1994年两年时间里，我们收购了20多家国有企业，奠定了全国饲料企业第一位的格局。
从我的亲身经历看，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不会有民营企业的今天，从这个角度讲，民营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之一。
《中国企业家》：据我们所知，有一段时间，一些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外资，对民营企业有偏见。
刘永好：是的，我们在四川内江收购一个国有饲料企业，那个企业已经濒临破产边缘了，我们找到厂长，表示要收购他们企业，厂长听后很高兴地说，你们做的很好、很有名气，我们愿意达成合资的协议。但结果是我们报到市粮食局，又报到省粮食局，省粮食局的人一看和私营企业合作，就说不行。就这样，我们的收购失败了。后来这个厂找到了一家香港的公司合资，但这家香港公司不是做饲料行业的，没多久，这个厂又垮了。当时，新华社记者为此还写了内参，题目是《为何宁与外商，不予民营》。
《中国企业家》：继2004年之后，中央又一次把支持“三农”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这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好处？
刘永好：国家的五个“一号文件”，重中之重是支持三农，同时农业企业也面临着从传统的小规模向集约化转型，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做产业链，联合农民做新一轮的整合。上一轮的发展我们是以收购国有企业为主，这一轮发展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联合，就是结合一些优势户共同发展。2006年，我们和山东最大的农牧企业六和集团达成协议，双方成为股权紧密合作伙伴，我是他最大的股东。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产业，共同的目标，通过这种联合，农牧企业形成了一体化，共同向世界迈进。
像这样的合作，我们已经形成了规模，都是联合一个省最大的、国家级的民营企业，这种建立在股权格局下的合作、共同理念上的合作和优势互补上的合作，是在新的格局下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小企业单打独斗，将逐步地失去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使企业面临着发展资金的压力。
《中国企业家》：1994年，民营企业家首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参政议政，说明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开始提高，您作为第一批政协委员，这种身份给您带来了哪些好处？
刘永好：2004年3月份，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做大规模的私营企业家发言，在人民大会堂，我发言的题目是《私营企业有希望》，获得了很大的反响。
我做了四届政协委员，还做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辩证地看有利也有弊。弊是要用很多时间去开会、调研，对企业的管理时间就少了一些。好处也有：跟很多企业家沟通，能学到很多东西，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好的向人家学习，不好的我们引以为鉴；还可以跟很多经济学家、专家沟通，可以经常向他们请教，学到了很多东西，省了培训；有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培训，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了解得多一些，就少犯一些错误；有政协委员的身份，也增加了可信度，去哪里投资地方政府都比较重视。
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我也经常带领企业家代表团去国外考察。有一次我应越南的总理邀请，带领72个企业家到越南去考察，越南总理很重视，把胡志明市的政府官员和投资发展部的人都请来跟我们见面，介绍情况，那一次考察，代表团共签了12个项目的投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