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的社会阶层分化
刚来英国不久时，我租了一间当地常见的“排屋”，一套又一套看上去一模一样的两层楼房紧挨着排在街道两侧，我看这里上班走路不到10分钟，房子不差，街道还算整洁，邻居也亲切和蔼，所以感觉挺好。
有一天，某位正在买房的同事告诉我，网上可以查到英国所有街道的居民成分、收入水平等信息，还问我，能猜出我住的那条街是什么状况吗？我随口说大概是专业人士居多？他说你猜得也太离谱了，原来我住的地区大部分是低收入家庭。见我颇为疑惑，他说你知道和你家就隔了一条街的、那栋十多层高的居民大楼吗？那是政府公屋，里面的房子大部分由政府拥有，廉价租给低收入家庭，他们拉低了你这条街的社会层次。
原来这栋大楼还有这样的意义，我后来在那套房子里还是开心地住了三年左右，直到搬离这座城市。在英国住的时间长了，慢慢学会了判断任何街区的“社会层次”，也渐渐了解英国社会的社会阶层划分，以及英国人对此的极度关注。
在过去，英国的社会阶层主要分为上层（upper class）、中产阶级（mid-dle class） 和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但在中产阶级中，又可以分出许多细类。乔治·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中说，他出生在一个“上等中产阶级中的低层”（lower-upper-middle class）家庭，并对这个“上等中产阶级”做了生动的描述，说他们并不拥有土地但却有着“准贵族”的做派，以军官、牧师或律师为首要职业，连当医生都显得低等一点。但是这个阶层家庭的收入又可能差得很远，奥威尔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收入没有那么高，于是全家落入了“低层”。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发表于1937年，在书中，奥威尔宣称，这个阶层正在消亡。但是社会阶层的概念，以及每个人“知道自己位置”的想法，并没有消失。有一些材料说，仅仅二三十年前，在伦敦的金融、咨询等企业，应聘者从哪个大学拿到的本科学位（专业是什么不重要）、上过哪个私立中学等，才是他们最有效的敲门砖，因为这表明了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
1980年代，撒切尔政府的金融开放和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导致了新兴都市富裕阶层的兴起，打乱了原有格局。，在这之后，风向转变，平等、不公、歧视等都问题备受重视，个人身上的社会阶层标签似乎不再明显，但是社会阶层划分是否依然存在，划分的标准是什么，社会流动性是否改善了？要理解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就必须先回答这些问题。
这就是2011年BBC举办“英国社会阶层调查”的动机。，这个调查以网络问卷方式了解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化。事先BBC咨询了伦敦政经学院（LSE）社会学教授迈克·萨维奇和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菲奥娜·迪瓦恩，在两人指导下设计了网络问卷。在2011年1月至6月间，共有超过16万人到BBC网站参加问卷了调查。
当两人领导的团队开始研究第一批数据时，发现参与人士的社会背景很不平衡。，大致来说，中上阶层人士的比率超过了其在人口中所占比率。，例如，参与人士中有4.1%自报为CEO，是CEO在人口中比率的20倍。，其它如商务金融、学术研究、法官律师等职业也偏高，相对来说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参与者很少。于是，他们说服BBC资助进行了一次传统的问卷调查，1026名参与者代表了英国人口的职业、收入、性别、年龄等的分布，用以校正GBCS的结果。最后在2014年，他们还从中选择了50名受访者进行深入访谈，进一步了解他们对社会阶层的看法和自我判定。研究成果在过去几年以陆续以学术论文方式出现，去年年底《21世纪社会阶层》（Social Class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由企鹅图书旗下的鹈鹕鸟（Pelican）出版。
萨维奇等人对英国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既不简单依从职业，也不完全通过资产，因此与过去的社会阶层划分大不相同。其分析方法的最大特色，是采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1960年代提出的理论，以三个元素：经济资产、文化资产和社交资产决定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并对布尔迪厄的理论根据21世纪英国的社会现状作了更新。
萨维奇等人采用的经济资产概念，既包括收入，也计入资产，这当然是受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提出的“食租经济”概念的影响，在英国主要反映在近十几年来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大大影响了个人的经济资产。有一位访谈者说，她从来就不富裕，收入不高，但因为很早在伦敦市中心买了一套公寓，现在市值已升了8倍，大大提高了她的经济资产，但房价飙升的一个后果却是，她这条街上新搬来的邻居看上去都比她有钱得多，让她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在划分社会阶层中考虑社交资产，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社交关系越广，可利用的资源也越多，不过萨维奇等人关注的并不是子女凭父母关系找到工作这样的事例，他们在分析中所依据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尔的“弱联系”理论，即那些不常接触、偶有联系的人，往往是最能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适当的资源或信息的。
萨维尔指出，可以想象英国的整个贵族体系就是一个“弱联系”群体，一名贵族在需要某些信息时，哪怕只是通过名号，也能找到最合适的人。GBCS询问受调查者是否和34种职业人士有社交联系，这些职业覆盖广泛：从拥有名号的贵族，到律师、科学家直到清洁工都有，每个职业都有一个社交分值。从社交关系的数量和社交分值总数的高低，可以计算出受调查者的社交资产。
在三项资产中，文化资产所起的作用可能难以理解，但也是三者中最有意思的，《21世纪社会阶层》对此分析得十分透彻。首先，文化活动与爱好是社会性行为，喜爱某种活动，自然对另一些活动感到疏离，影响了人的圈子。更重要的是，文化资产能给人带来隐性而明确的优势，如果你喜欢的文化活动刚好是受社会肯定的，例如在过去通常是一些“高雅文化”：歌剧、芭蕾、文学、视觉艺术等等，那么你对这些活动的喜爱也会受到肯定，从而提高了你对自己文化品位的自信心。
萨维奇的团队在访谈中，经常发现，高社会阶层的人士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在判断力上的自信。同时欣赏“高雅文化”所需要的抽象分析和审美能力，也是被社会推崇、被认为可用于工作的可转移技能。萨维奇等人还发现，其实许多人明白哪些文化活动对积累自己的文化资产有利，比如有些受访者在说起自己喜欢好莱坞大片或流行歌曲时，会额外解释说“只喜欢某些少为人知的优秀艺术家的作品”，或者“其实是想了解为什么其他人喜欢”等，以显出自己对文化的优劣有判断能力。
把这三项资产综合，萨维奇等人将英国社会分成7个阶层：在顶部的是精英阶层，占人口的6%；中部的79%人口中有5个阶层：稳固中产阶层、技术中产阶层、新兴小康工人、传统工人阶级和新兴服务工人；在社会底部的是不稳定低收入阶层，占人口的15%。
这里的精英阶层，不同于所谓的“超级富豪”或近年来备受攻击的“1%”，而是所谓的“普通”富豪，其中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低调的方式积累而成，例如房产的升值，但同时这些人的文化资产和社交资产比其它社会阶层人士高得多。中间5个阶层的特点是，彼此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清晰，已经没有人过去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鲜明差别：稳固中产阶层比技术中产阶层强的不是经济资产，而是文化和社交资产；传统工人阶级与技术中产阶层相比，社交和文化资产不差多少，但是经济资产少很多；新兴小康工人的社交和文化资产与新兴服务工人的相似，但是后者因为不拥有房产，立刻跌落到中间5个阶层的底部。
回想起我住过的那一个街区，我的邻居们大概是一个技术中产阶层、传统工人阶级、新兴小康工人和新兴服务工人的混合体，经济资产中等偏下，社交和文化资产相对较低，在决定属于哪个阶层上，是否拥有房产也很关键。再以英国新一代的中国移民为例，这些人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收入一般都比英国平均水平高不少，但是大部分人欠缺社交和文化资产，所以通常只能归入技术中产阶层。
但是这项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位于社会底部的不稳定低收入阶层。，萨维尔等人在这里借用的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盖伊?施坦丁首先提出、并一直推广的一个社会阶层概念，但是做了重新定义。这个阶层最大的特点是其“不稳定”性：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无法规划将来，没有资本（包括经济和技能）靠自己走出困境。按照施坦丁的说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产物，近年来因为全球化、金融海啸和经济萧条，这个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许多原来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人群纷纷跌入此列，感到被社会抛弃、前途无望。施坦丁在2014年出版的《不稳定阶级宪章》（A Precariat Charter）中，号召重建社会契约，缩小贫富分化，避免社会不稳定加剧。
不过，萨维尔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对不稳定低收入阶层的定义稍有不同。，他们认为，有些人虽然暂时工作无着，收入不稳定，但是本身具有良好的文化资产和社交资产，例如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失业的技术人员等等，很有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或是亲朋网络找到稳定的工作，这些人和长期失业或只能从事“零时工合同”（zero hour contract）的人不一样，不应归入不稳定低收入阶层。
文化和社交资产这两种因素，在过去的社会阶层划分中不予考虑，现在正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难以改善。萨维尔等人指出，处于社会阶层高处的家庭，不仅本身经济状况就比较好，而且即使不给下一代留下大批的经济资产，他们的孩子几乎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拥有更多的文化和社交资产，在成长中往往有更好的圈子、得以培养更“高雅”的品味。，所以，中上等家庭的孩子“因为自己才智高得以出人头地”，不过是一个神话；，出身于社会低层家庭的孩子，如果能够实现同样的成就，那一定是走了更长的路的。
了解当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当然不是为了让人知道“自己的位置”，而是为了帮助解决新世纪面临的社会问题。这项研究虽然只在英国开展，但是从中发现的几个问题，例如文化和社交资产带来的隐形优势，不稳定低收入阶层的扩大，以及社会流动性的持续下降等，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是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同样在社会阶层分化上面临挑战，因此萨维尔团队在《21世纪社会阶层》中提出的概念、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对结果的分析，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