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角度看慈善捐赠
李南：您曾经提出过灾难经济学的概念，这种观点的重点在哪里？
樊纲：灾难经济学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怎样评估灾难带来的损失，包括对生活、经济活动以及人的生命所造成的损失的评估与分析，第二点就是怎样调动资源救灾，以最大限度补偿损失。
李南：面对这样一个灾难，该如何去评估它的损失呢？
邵楠：一般情况下，评价灾难的损失，是要把它量化，就是损失等于寿险和财险总体的偿付金额的总额。
樊纲：一旦用货币来量化，却只代表物质的损失，坍塌了多少楼层、房屋与道路等等。最基本的一个问题，经济学没办法解决，那就是生命是无价的，是无法用任何价值来衡量的。从物质、金钱的角度，能用货币衡量的是保险，个人为自己投入了多少保险，反映他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认定，但这只是补偿的概念，显然不是生命的价值。
李南：这次地震会给四川的经济带来哪些具体影响？
邵楠：两三年前我去过一次九寨沟，沿途经过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是去九寨沟的必经之路，这次灾难之后，估计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次地震，对四川旅游经济的开发，是非常灾难性的打击。最近有些朋友本来要去四川开会的，原定是设在成都以及周边地区，现在全部都取消了，地震实际上对旅游包括当地的一些会展经济等都有影响。
樊纲：灾难经济学研究的第三类问题，是不同灾难的后果不太一样。SARS也是很大的灾难，也是人的生命的问题，但是与地震的差别在于它没有毁坏物质财富，只是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人们停止了生产交易活动。
而像地震这样的灾难，首先是毁坏大量的财富，四川的某些地区或者城市，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就从我们的财富账单上消失了。相当一个时期内，这些地区的很多经济活动都会停止，直接会给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李南：这次的地震会不会对经济直接影响，比如说CPI？
樊纲：当然各种影响都会有。
李南：四川地震肯定打断了很多人的幸福生活，用冷冰冰的经济学去分析灾难，似乎有些残忍。
樊纲：其实经济学也是很感性的，它最基本的概念不是金钱，而是幸福和痛苦，是人的感受。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最基础的就是人的感受，它不仅仅是能够用物质衡量的财富的多寡，还有幸福的多寡。
李南：四川地震发生后，大家都纷纷伸出援手，很多企业和个人都进行了募捐，该怎样诠释这种慈善行为？
樊纲：经济学能够分析慈善行为，基本的逻辑就是人与人的福利之间是相互有关系的，经济学里有一种特殊的效用函数，其实也很普通，叫做利他主义效用函数，效用就是所谓人们的幸福函数，而平时大家说的幸福函数，是自我主义函数，就是感觉所有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
李南：是利己的吗？
樊纲：是利己的，但是经济学里就是幸福函数，但是这个函数里面的因素，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他人的，至少可以是自己的父母，父母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是正相关的，父母幸福了，自己也幸福。
李南：父母健康、快乐，子女也觉得快乐。
樊纲：在亲属的意义上，就有这种利他主义的，放到更大的范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看到别人幸福自己也会有幸福的感觉，至少存在可能性。当然一个人也能特别自私，对别人不管不顾，这种情况也会存在，但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最突出的情况，比如说雷锋，雷锋是利他主义的一种典型，他可以拿出很多钱捐助灾区、帮助穷人，他的行为就是利他主义幸福函数的应用。
李南：所谓赠人玫瑰留有余香，就是给别人快乐，自己得到了双倍的快乐。
樊纲：个人通过帮助别人使其他人幸福，自己也获得幸福，这就是慈善行为的基础，就是说他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去帮助别人，使别人更幸福，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有利己的意味呢？从经济学上，有点利己的含义，但是利己的含义在哪？在于你是通过帮助别人来获得个人的幸福。
慈善活动包括社会公益活动，还有人们之间的日常的一种关爱等等，都谈不上是什么慈善行为了，而通过这种日常的相互的关爱，人们的幸福会增长。
邵楠：其实我们看到，这次在捐赠的过程中，很多富豪捐出成千上亿的资产，在经济学中，有很重要一条，就是随着个人财富的增加，幸福感是会下降的，就是说边际效用是在递减的，那么无论巴菲特也好，还是比尔？盖茨也好，他们都把自己大多数财富捐出去，建立基金会，让更多有用的人去分享。我们可以发现，在运用自己的财富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自己也体验到这种快乐，并学会跟他人去分享，这可能比直接捐赠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现在很多人说，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真的感到从内心里的那种快乐。
樊纲：说经济人自私、自利，仔细研究起来，有多种的情况。我们也不否认有完全自私的，也不否认有嫉妒型的幸福函数，就是看到别人幸福，自己就会痛苦，而别人痛苦，自己反而感到幸福，就是典型的损人利己。但随着道德水平的提高，文明程度提高，我相信这个社会具有利他主义这种幸福函数的人会越来越多，就是关爱别人的人会越来越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慈善，为什么富豪能够捐出这么多，为什么他能够做很多这种慈善的行为，从反面的角度讲，是因为他们的边际效用递减了。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利他主义这种精神，再递减，他们这些捐赠行为也是不成立的，就是这些富翁他还是至少有一些利他主义的精神境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要支持和赞扬这种利他主义行为，社会才能有更多的人在他的幸福感里面，把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其他人联系，才会促使大家有更多的社会公益行为，社会也就更加健康，更加完美。
李南：根据有关统计数字，慈善行为在中国目前来说，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这是什么原因呢？
樊纲：亚当斯密曾经阐述过一种观点，说个人是自私的，但是社会制度强制使他得以利人。但是慈善行为是因为我利了人，所以我利了己，有了幸福。我们要鼓励的，是后面这一类的行为，从这个行为来讲，确实有一个经济发展的水平的问题，因为从个人角度来讲，当自己还不能生存的时候，很难帮助别人，并且前提还是你必须要生存下来，这样关爱别人才能付诸行动。
自己能够自立，能够关爱别人，有能力来捐款，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展经济，为什么要使人们更加富裕的原因。因为人们更加富裕之后，他的关爱心才能通过个人行为体现出来。以前并不是大家没有爱心，而是普遍贫穷，同样是关爱，但确实不能提供任何物质帮助，所以我们的慈善就比较少。
现在不能单纯用慈善捐款的多少衡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忽略了各国经济水平的差异，捐赠少也不等于说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关爱，只是现在大家能够提供的物质帮助有限，但并不是缺少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