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人类的十大创意
1. 喷气发动机
1958年，泛美航空首次推出跨大西洋波音707日常航班服务。
来自我们灵魂深处的某种力量一直在驱使我们飞得更快更远。这是为什么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在1935年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一次次驾机打破速度极限，也是为什么他在1938年冒着更大的风险去打破驾机环游世界的纪录。休斯为此失去了一切：名誉、财富、女友，甚至有人说他丧失了理智，但他还是忍不住想知道自己的飞机能做些什么。
在此后的几十年，驾机环游世界已经从当初的冒失鲁莽变成了今天的常态。喷气式发动机也走出实验室、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与螺旋桨相比，喷气式发动机的动力更加强大，不但可以让飞机飞得更远、更快，更重要的是，更加可靠。休斯以及泛美航空公司的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等人抓紧机会组建了各自的飞行帝国。军方也成千上万架地订购战机，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等公司则在加班加点以满足需求。
到上世纪60年代，喷气式技术的发明令整个世界变得更小。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到达、或者说俯瞰我们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而地球的种种秘境也得以向人类打开。食品、艺术、休闲、商业乃至人与人的关系都重新被界定。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手忙脚乱。在让我们成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公民的同时，喷气时代的到来也让战争的发动和疾病的传播变得更加简单。
在喷气时代给人类带来的所有变化中，最引人瞩目的却是这一技术的裹足不前。为军方开发的发动机技术可以打破音障，但在民用领域却毫无建树。超音速的“协和号”(Concorde)飞机最终被证明是昙花一现。波音公司(Boeing)耗费320亿美元巨资研制的787型飞机比同类节油20%以上，但速度却没有大的提升。通用电气在其生产的发动机上安装了形形色色的传感器和软件，无非是希望将性能再提高1%。休斯和特里普等航空史上的伟人如今被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的迈克尔·奥利里(Michael O’Leary)这些廉价航空公司的老板所取代，他们考验的是人类可以忍耐而不是可以突破的极限，这其中既有生理上的，也有人类对于舒适度的体验。
好消息是总有人愿意去打破界限。一些公司正在想方设法复原“协和号”这样的超音速飞机，并且升级为透明的座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希望打造一架可以垂直起降的全电动超音速飞机。若梦想成真，各大城市的机场就可以设在繁华的商业中心。当马斯克将他的想法说给谷歌的两位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时，三个人不但一拍即合，甚至还想出了为缩短航程让飞机穿越太空的点子。但愿总能找到霍华德·休斯那样的愣头青，为我们尝试各种疯狂的想法。
2. 微芯片
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明了晶体管，成为微芯片发展中关键性的第一步。
1947年12月16日，周二。午餐时间刚过不久，一场数字革命在新泽西州莫里山诞生。当天，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科学家利用几个金箔片、一片半导体材料和一个弯曲的纸夹，成功地组建了一个他们此前构想的小玩意。扭动到刚刚好时，它可以放大、打开和关闭电流。这个很快就被命名为晶体管的小玩意，以及能够集成数百万个晶体管的微芯片之于数字时代，就犹如蒸汽机之于工业革命。
三位同事以晶体管发明者的身份被载入史册：精明强干的实验师沃尔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量子理论家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和固体物理学专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但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发明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性不亚于上述任何人的参与者，那就是这几位科学家工作的场所：贝尔实验室。晶体管的发明需要一支团队，其中既要有对量子现象有着直观感受的理论家，也要有善于将杂质烘焙到硅中的材料科学家。在贝尔实验室专为鼓励偶然相遇而设计的漫长走廊，一位名叫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理论家一边骑在一辆独轮车上用球玩杂耍，一边与才华横溢的冶金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分享创意，他的交流对象甚至还包括几位供职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指甲缝里满是油脂的爬电线杆工人。
固体物理学主要研究电子如何通过固体材料。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尤其需要将理论家与工程师召集在一起。20世纪40年代，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们一直在琢磨像硅这样的材料，给它们通电，让它们展示各种电子花样。与此同时，贝尔实验室的理论家则基于原子结构模型，潜心研究令人费解的量子力学。在原子结构中，电子围绕原子核在特定层面不断运行。电子可以从一个层面飞跃至下一个层面，但绝不会处于两者之间。外侧轨道的电子数量，有助于确定一种元素的导电能力。
一些元素，比如说铜，是良导体。其他元素，比如硫，则具有阻电性。此外还有一些介于二者之间的半导体，比如硅和锗。半导体的用途在于，它们很容易进行处理，进而变成更好的导体。比如，如果你给硅加入少量的砷或硼，其电子就会更加自由地活动。
贝尔实验室固体物理研究团队的使命是，找到一种简单且坚固的装置来代替非常笨重，依然在为电子计算机提供动力的真空电子管。作为这支团队的领导者，肖克利能够像一位编舞者想象一个舞蹈动作那样，想象电子的运动方式。根据他开发的理论，如果一个电场紧邻一个半导体材料板坯，它就可以将一些电子拉向板坯表面，让一波电流涌过板坯。因此，一个半导体或许可以充当一个放大器或开关，就像一个真空电子管那样。
理论家巴丁和实验师布拉顿共享着一个工作空间，就像一位歌词作者与作曲者坐在同一条钢琴凳上。因此，他们整天都可以就如何处理硅和锗以制造出这样一种装置，进行呼叫和应答式沟通。1947年末，他们设计出了能解决一种有点像盾牌，被称作半导体“表面态”的方案。这项工作终于迎来高潮。他们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硅或锗材料上设置两个非常靠近的金属点。根据巴丁的计算，这两个点应该相距千分之二英寸（1英寸=2.54厘米）。这是一个就连布拉顿也觉得非常棘手的挑战。但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把一条金箔片粘在一个类似于箭头的小塑料楔子之上，然后用刀片在金箔片的尖端切一个缝隙，最终形成两个紧密相连的金触点。
12月16日下午，当布拉顿和巴丁进行这样的尝试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这玩意儿开始导电。“我发现，如果我将它扭动到恰到好处，我就拥有了一个具备100个放大量级的放大器，”布拉顿回忆说。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向来健谈的布拉顿告诉和他一起拼车的乘客，他刚刚完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实验。”回家后，不爱说话的巴丁对妻子说，实验室里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当妻子在厨房的水槽中削胡萝卜皮时，他静静地喃喃自语，“我们今天有了个重大发现。”
然而，晶体管的潜在用途面临一个限制。任何一个强大的逻辑电路，都需要将数百万晶体管串联在一起。在一篇发表于1957年秋天，旨在庆祝晶体管诞生10周年的论文中，一位贝尔实验室高管将这个问题戏称为“数字的暴政”。随着一个电路所需元件数量的不断增加，线路的数量将以快得多的速度持续飙升。如果一个系统有1万个元件，其电路板可能需要10万，甚至更多的小线路，其中一些是手工焊接。这显然不够可靠。
就在这篇论文发表之际，正好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由于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肖克利创办的晶体管制造公司逐渐分崩离析，一些最优秀的工程师，比如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相继离职，并创办了一家名为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公司——他们后来组建了英特尔公司(Intel)。随后在10月4日，俄罗斯人发射了一颗围绕地球运转的人造卫星(Sputnik)，美国和前苏联的太空竞赛由此展开。由于计算机必须足够小，才能装进火箭的鼻锥，找到一种能够将数千个晶体管置入微型装置的办法，就成了美国科技界的头号任务。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项不仅能够加强晶体管的可靠性，而且使其获得历史变革意义的创新即将出现。它就是集成电路，也被称为微芯片。微芯片几乎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达拉斯一家石油勘探公司。这家企业当时已经改变业务性质，并更名为得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在前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几个月之后，得州仪器聘请了一位名为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的工程师。他此前供职于一家生产助听器的公司，曾经在贝尔实验室参加过一个如何使用晶体管的课程。根据得州仪器的政策，所有员工都可以在7月份相同的两个礼拜休假，但在1958年，基尔比还无法享受这个政策，所以在诺大的实验室中，只有他一个人在工作。这给了他充分的时间来思考，除了将硅制作成晶体管，它还有没有其他用途。
他知道，如果他创造一块不含任何杂质的硅，它就可以充当一个电阻。他意识到，还有一种方法能够让硅片作为一个电容器，这意味着它可以存储少量电荷。你可以使用经过不同处理的硅，来制作任何一种电子元件——事实上，你可以将它们全部放在一个硅片上。
与此同时，诺伊斯和他在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同事们发现，他们生产的晶体管不是特别可靠。一片小小的灰尘，甚或暴露在一些气体之中，都有可能导致晶体管失效。
这时候，一位名叫吉恩·霍尔尼(Jean Hoerni)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他打算在一个硅晶体管的表面，放置一薄层氧化硅，就像在一块蛋糕上加糖一样，目的在于保护下面的硅片。霍尔尼很快就意识到，他可以在这个保护层上雕刻一些小窗口，让杂质在一些精确的点上散发。这样一来，不同类型的晶体管和其他组件就可以被蚀刻在单个硅片上。诺伊斯提议放弃那些非常繁琐，连接各个部件的铜线，转而在硅片上铺设一些细铜线，将复杂的电路集成在硅片上。诺伊斯和他的团队是独立构想出微芯片概念的，尽管比基尔比晚了几个月。
那么，谁才是微芯片的发明者？基尔比和诺伊斯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成就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两人均来自紧密团结的中西部小社区，都有着朴实的个性。尽管他们的公司历经多年的官司，才同意交叉许可这些专利，但基尔比和诺伊斯都非常大度，愿意分享这项荣誉。2000年，当被告知他刚刚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基尔比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加称赞已于10年前辞世的诺伊斯。“非常遗憾，他已经不在了，”他告诉记者，“如果他依然健在，我猜我们会分享这个奖项。”当一位瑞典物理学家在颁奖仪式的致辞中声称他的发明催生了数字革命，基尔比立刻展现出一种谦卑的幽默感。“每每听到这种说法，”他回应道，“我就想起海狸站在胡佛水坝(Hoover Dam)底部对兔子说的那番话：‘不，这不是我自己建造的，但它是基于我的想法建成的。’”
3. 绿色革命
1965年，由诺曼·博洛格研发的抗病小麦种子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试种。
与政治家或流行歌星相比，生物学家在成功消除世界饥饿问题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20世纪60年代，博洛格和一个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共同研发了水稻及小麦高产品种，这些品系被分发给贫穷国家的农民。这项创举帮助避免了南亚地区的饥荒，挽救了上亿人的性命，并为印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此以后，这个简单的公式喂饱了全世界的人：把大量的化肥、水和杀虫剂施加在高产种子上，就意味着丰收。在采用这项新技术之后，环境危害和脆弱的单一作物农业体系问题也接踵而至，但两害相较取其轻，如果博洛格的想法没有被广泛采纳，或许已经有数百万人饿死。
4. 沃尔玛
1962年，山姆·沃尔顿开设了第一家沃尔玛商店。
正是由于沃尔顿，牙膏、狗粮、毯子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日常用品的价格都变得便宜了。沃尔玛连锁店并不是第一家折扣零售商，但在保持低价方面，它是最坚定不移的。1980年，沃尔玛的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到了1993年，该公司每周就要卖掉价值10亿美元的商品。沃尔顿不让手下的管理层大手大脚花钱——他们在出差的时候总是住双人间。他付给供应商的价格也不像他们以往得到的那么高。一些美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维持低成本。沃尔玛称，从供应商那里获得较低的价格对自己的顾客有利。该公司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05年，在沃尔玛购物的美国家庭平均节省了2329美元。尽管这个数据的准确性仍有待商榷，但独立经济学家进行的研究已经表明，沃尔玛在美国的发展壮大的确对抑制通货膨胀有好处：该公司新开一家连锁店后，附近的零售商竞争对手往往会跟着调低自己的商品价格。
5. 电视
1934年，在费城的富兰克林研究所，费罗·法恩斯沃斯首次向公众展示全电子电视系统。
6. 谷歌
1998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开发了一款基于网页链接数量排名的网页搜索引擎。
谷歌建立在一个宏大使命之上：集成全球范围的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在过去的16年里，谷歌从一份研究论文发展成了一个市值3700亿美元的大公司，它给人类树立了一面镜子，镜中的影像极具揭示性——有时候启迪人心，更多时候令人畏惧。谷歌公司称，如今人们用谷歌代替了互联网网址，因此人们最常输入的关键词是“ebay”和“amazon”（亚马逊）之类。为了更真实地了解世界的想法，谷歌每年都会对关键词排序，以追踪当年的热门搜索。今年的赢家似乎是“ebola”（埃博拉）。
7. 垃圾债券
1989年，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利用垃圾债券融资260亿美元，以实现对RJR纳贝斯克公司的恶意收购。
在华尔街打拼的岁月里，我和我的同事开发了涉及资本结构各个层级的十几种证券，帮助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实现业务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发行高收益率债券（上世纪70年代有人开始称之为“垃圾”债券）通常是相关融资方案的一部分，但很少有融资计划完全基于高收益率债券。虽然垃圾债券的长期回报率几乎优于任何其他类型的资产，但这种融资方式并不总是适合成长型公司。要穿越周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依靠在市况动荡时能够限制风险的强劲资本结构。
在具有可预测和稳定收入的行业，提高债务水平可能是适宜之举。但在科技等其他行业，还是应该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推动企业增长。在债权和股权融资之间取得妥善的平衡，需要决策者对社会和监管趋势、管理层能力、行业形势、资本市场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有深刻洞察。
我对这些复杂问题的研究始于1965年，当时我还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一名本科生。有一天我在浏览W布莱多克希克曼(W．Braddock Hickman)所著《公司债券质量与投资者经验》(Corporate Bond Quality and Investor Experience)一书（这是当时被广泛忽视的一本著作）中的财务报表。当看到表格所展现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时，我感到十分震惊。市场总能精确地调整收益率以弥补较高风险这一普遍流行的理论竟然是明显有谬误的。根据希克曼从1900至1943年对垃圾债券收益率和违约的调查结果所得结论是：投资者往往高估高收益债券的风险。
在沃顿商学院(Wharton)完成资本结构相关研究后，我于1969年加入了华尔街一家领先的研究机构。当时，大多数分析报告仅仅聚焦过去，主要研究账面价值与财报。但我的亲身经历表明，通过严谨的研究以及对未来现金流的敏锐关注，我们可以更精确地确定投资风险的定价和回报。我的这一观点在1974年得到证明。当时资本结构强劲的企业纷纷称雄，尽管与此同时利率翻了一番、股市暴跌且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早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利用高收益债券为美国独立战争进行债务融资之前，高收益债券的有效利用已成为一个重要经济手段。19世纪，欧洲投资者买入了美国为兴建铁路以及其他大型设施而发行的垃圾债券。到了20世纪，人力、社会以及金融这三大资本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社会资本（如普及教育等），人力资本就无法发展。没有人力资本（如技术人员），金融资本也无法高效利用。
这些关系可以用我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公式来表示，即：P = Ft (HC+SC+RA)。换句话说，繁荣等于金融技术乘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实物资产之总和。
“金融技术”包括创新的流程和组成内容，如可转换债券、优先股、高收益债券、抵押贷款、股票挂钩投资工具、证券化债务和衍生品等。“人力资本”是指人才集群、培训和经验。 “社会资本”包括法治、产权、教育、公共卫生、透明市场等。“实物资产”是资产负债表上的有形项目。
这一“繁荣公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事实证明，稳定的经济增长大多发生在人们获得普遍教育和医保、自由参加政治进程并可以努力获得私有财产的社会。这一公式仍然体现了我对金融与富强社会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解。
直到20世纪60年代，金融资本仍被相对较少的银行家控制。而当时这些银行家主要为区区几百家信用评级为投资级的公司服务。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几乎全是白人男性。作为权力集团的一部分，这些公司被认为是安全的。而许多有着伟大商业理念的企业家获取资本的机会则遭到了制度化的否定。少数族裔和女性企业家是其中的受害者。
金融技术（包括审慎使用非投资级债券和许多其他证券品种）有助于解决这一不公正问题。20世纪70年代，公共和私人市场开始取代银行和保险公司，成为主要的资本来源。这带来了革命性的结果：从1970年到2000年，这些“垃圾级”公司在美国创造了6200万个净就业机会，而大型“投资级”公司的员工数量则缩减了400万。资本市场变得日益灵活，这使许多公司在最近一轮经济低迷期得以进行资本重组，再次证明了资本结构的重要性。
8. 曼哈顿计划
1941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批准建立一项旨在开发原子弹的秘密计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美国就已经紧锣密鼓研制终结战争的武器了。1939年，阿尔伯特ㄠ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在大量的铀中建立一个核链式反应堆是有可能的”。而且，运用这项技术，“可以想见——虽然不太肯定——一种新式的、具有极强能量的炸弹将由此诞生。”爱因斯坦告诉罗斯福，纳粹德国已经开始这一研究，所以美国自己的原子弹计划也迫在眉睫。该计划起初由纽约的一个美军科学家小组领导，后被命名为“曼哈顿工程区”(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在美国和加拿大的27个研究场所雇用了几十万名员工。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估计造成18.5万人丧生，并加速了日本投降的步伐。这次事件也标志核时代的开始，核武器迅速扩散——其毁灭性完全超出了原子弹发明者的预料。1955年，爱因斯坦在去世不久前，对化学家莱纳斯贠鞜(Linus Pauling)说：“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给罗斯福总统写了那封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
9.避孕药
1960 年，经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异炔诺酮成为第一款口服避孕药。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愠茨(Lawrence Katz)在2002年的一篇分析报告《避孕药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ill)中指出，在异炔诺酮-炔雌醇甲醚避孕药推出五年后，需要避孕的女性中有41%选择此药。如今，美国五分之四有性生活的女性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会口服避孕药。随着节育措施日益普及，女性得以推迟结婚，投入更多时间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她们不必担心怀孕，也不需要被迫节欲，这令女性就业率提升，职业前景也更为乐观。2011年，美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发布的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职业女性从事的是技术工种。虽然女性主义和反性别歧视法也都发挥了作用，但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发现，避孕药对于提高女性财务自由度起到了异常深远的作用。
10. 苹果
1976年，苹果一代电脑开售，零售价为666.66美元。
专访苹果公司初创元老
Q:你曾说你那时候看到了一场变革正在到来。你认为史蒂夫吠布斯也预见到了吗？
A:他总是说自己希望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人，但他不能真正像我这样创造和设计出东西来。史蒂夫非常想有一家公司。他当时不一定想到电脑能为普通家庭中的普通人做些什么。史蒂夫是在稍晚些时候，才想出如何可以用文字阐明电脑能为人们做什么，以及电脑有多重要。
Q:谈谈你设计出第一代苹果电脑的那个夏天.
A:我当时完全清楚，一场变革即将开始，很快我们就能拥有可以买得起的电脑。在第一代苹果电脑之前问世的每一款电脑，都像是——你得想象一下你曾在博物馆或者新电影里看到过的那种最可怕，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电脑。这就是那些电脑的样子。它们前面的控制面板很大，上面是金属开关、指示灯和其他东西，除了电脑专家，没有人弄得懂它。第一代苹果电脑是第一款带有键盘和可视显示器的电脑。一台电视机。你可以在键盘上打字，看到你输入的文字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款电脑也可以自己在屏幕上打出字来，跟你玩游戏，能问问题还可以回答。那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Q:当时你是在哪里做的这些工作？
A:这些工作，包括焊接、将不同芯片组装起来、设计、在绘图桌上画草图，都是在（加州）库比蒂诺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我的那个格子间里面完成的。那是段不可思议的时光。我搞了很多副业，用了五年时间，终于在1975年夏天设计出了那款苹果电脑，也就是苹果第一代。第二年夏天，我设计出了第二代苹果电脑。
Q:我们总是听到关于那间车库的事。它有很重要的作用吗？
A:那间车库有点离奇色彩。我们在那里不做设计，不制作电路板，不制作原型机，也不进行产品规划。我们不在那儿制造东西。那间车库没有太大用途，只是它会让我们觉得像是自己的家。我们没有钱。在你没钱的时候，你必须得走出家门，到外面工作。
Q:你想到过苹果公司会成为一只巨兽吗？
A:在我们创立这家公司时，我知道，那款电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发起了一场变革。对于当时加入苹果公司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生命中最了不起的事。
Q:你们当时卖出了多少台电脑？
A:我们只卖出了100台第一代苹果电脑。对于第二代苹果电脑，我们在它问世的第一年可能卖了几千台。后来（我们设计的）一个电子表格程序，可以让小商人在一个小时内做出他们用纸和笔干10年也完成不了的工作。这下销量上来了。可能是5年以后，销量达到了100万台——这是历史上第一款销量达到100万台的电脑。
Q:你提到过你不喜欢闹矛盾。史蒂夫喜欢制造矛盾吗？
A:史蒂夫总是要确认他处于强势地位，别人都要服从他。所幸他的脑子是最好用的。他常会提出些小小的建议，但几乎每一次他都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