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家》杂志：低谷更需要反思创业制度
过去由于外需强劲、人民币币值低估等因素，中国经济的一些内部矛盾并没有爆发、激化出来，但现在是时候反思中小企业的制度性问题了
很多证据表明，在经济低谷期由于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因此更容易去创业。政府应该在此背景下完善和健全创业环境，创造一个适合创业创新的良性经济体制。
中国大部分的创业人群是微型家庭作坊的形式，而中国的金融制度尚未覆盖这部分人群。个体户作为自然人而不是法人在贷款的时候要承担很多的风险，这对于创业的热情是有很大打击的，所以今年 9月1日起停止征收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力度还远远不够。
有一次去上海，我希望那里的官员安排我接触一下当地的个体户，结果对方的第一个反应是很惊讶，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会对那些“卖茶、卖菜”的民营企业感兴趣。在我看来，这种态度才有些奇怪。因为现在美国的很多知名企业，比如微软和惠普，在早期都是“个体户”，惠普甚至是从车库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小“个体户”在美国之所以可以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大企业，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拥有良好的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支持。
在中国，给民营企业的信贷大概只占整个贷款总额的20%到30%。但这一指标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就已经达到了40%的水平，十几年后这一比例到了80%。国内的经济学家过去总是说，1978年国内银行给民营企业的贷款是0，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了，所以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是1978年的0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实际上与其他类似的经济体相比较，中国这方面的发展是很缓慢的。
在中国，另一个限制创业热情的因素是一直以来的户籍制度。在印度没有任何户籍的限制，比如一个农民可以从一个小村子去孟买谋生，铺一个铺盖卷就是他的地盘，不需要任何的手续。很多中国人到了印度都会觉得那个国家脏乱差，但是我认为如果在中国实行同样的政策，用不了半年的时间很多大城市也会变成那个样子。我到印度的贫民区参观过，那是一个个体户聚集的地方，很有创业活力。《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叫《贫民区的帕蒂为什么这么富有？》，文中描写印度一个叫帕蒂的女人，在贫民区那里有一个创业的小天地，她在那儿做些小买卖，生活水平很不错，有电视和空调，还有很高的储蓄。
一方面中国的农村经济环境不好，导致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人为地压低了城市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贷款又很难。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对资金成本的比率大大下降，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自然愿意采取多使用劳动力、少使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种选择对企业来说是非常理智的，但却会造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过低的问题。由于政府在激励机制上比较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不是创新型企业。所以中国目前的主要行业，如钢铁业和铝制造业，仅仅是在重复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轨迹，并没有什么创新，那些真正能够创新的民营企业却缺乏必要的法律和金融支持，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希望的是现在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过去的一些政策，认真仔细的想想其中的错误对中国经济现在造成的影响。这其中有些错误的影响在数年前并没有显现出来，当时由于外需强劲以及人民币币值的低估等一系列因素，中国经济的一些内部矛盾并没有爆发和激化，中小企业的制度性问题也被掩盖了起来。经济低迷时期政策法规的完善会更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