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已成拼搏者的天下
这也许算是伦敦的标志性景象：人们沿着地铁站的自动扶梯向上爬。在这个城市，只有游客才会傻站着发呆。这是因为伦敦和曼哈顿、香港以及其他大城市一样，已经成为拼搏者的天下。他们正把所有其他人赶出城中心。
哲学家和大众心理学家花费了数百年时间，试图理解人类，但直到1996年，南非小说家约-安妮•理查兹(Jo-Anne Richards)和我才终于确定，人类有三种基本类型：拼搏者、游手好闲者和幻想者。
拼搏者是那些沿着自动扶梯向上爬的、不知疲倦的“过分上进者”。他们的聚集地包括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和达沃斯。几乎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是拼搏者，除了那些靠继承得到职位的人，比如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正如理查兹在一份已被否决的图书计划中所写的：“拼搏者创立公司、修建摩天大楼、跑完马拉松。但并不是所有的拼搏者都在统治世界。他们也保证列车准点和组织慈善活动。”一名工人阶级的女拼搏者可能成为护士长。如果就业市场彻底排除女性，她会通过她的子女间接地拼搏。“拼搏者，”理查兹写道，“拥有使其他人梦想成真的活力和自制力。”拼搏者使每一分钟都过得充实，并把他们的闲暇时光都用来完善自己。他们最喜欢的是兴奋剂：咖啡和可卡因。
相比之下，游手好闲者什么也不做。“他们更喜欢逃避劳动，而不是追求幸福，”理查兹写道。“这本身就可能使人精疲力尽。”人们很难说出有名的游手好闲者，因为从定义上讲，游手好闲者很难出名，除非是意外情况。有时，游手好闲者也会迸发出写小说或缔造世界和平的灵感，但随即她又会窝到沙发里，时光就这样虚度。尽管财经报纸在不停地赞美拼搏者，休闲报纸却为彩票中奖者大唱赞歌。安德鲁•兰普雷克特(Andrew Lamprecht)在他那篇影响巨大的关于游手好闲者的文章中写道，尽管他们“不知道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但他们却经常以“从电视中获得的广博的知识面”作为弥补。
如果游手好闲者把闲暇时光用来做些什么的话，那一定是青春期爱好的延续，比如网上冲浪或收集漫画。他们最喜欢的是麻醉剂：伏特加或香烟。
第三类人是幻想者，他们活在自己的想象里。幻想者对于投身现实世界没什么兴趣。他们可能花费数年的时间写一篇短篇小说，然后丢到一旁。幻想者从来没有效率，总是错过最后期限。他们很容易对水晶这类新世纪的时尚着迷。他们确实创造了许多艺术作品，被拼搏者购买。幻想者最喜爱的是能刺激幻想的东西：大麻或摇头丸。当人们面对这三种类型时，大部分人都自称是幻想者。
实际上，真实的人通常是三者的结合。例如，像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这样的成功艺术家，通常是拼搏型幻想家。不过，大部分人都偏向一种类型，比如，一个人可能主要是游手好闲者，同时具有一些幻想者的特点。
自然，这三类人互相不适应。一位幻想型朋友曾经告诉我，他想写一本书。作为拼搏者，我开始筹划寻找出版商。我说得越多，我的朋友越没有热情。最终，他改变了想法。他再也不想写这本书了。他只是喜欢幻想它。
我们拼搏者与游手好闲者要更加格格不入。我们与他们气场不合：我们的存在使他们感到压力，仿佛我们就是人性的终结者。你可以在政治中看到这种冲突，拼搏型统治者总是在劝诫游手好闲型的民众更加努力地工作，用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话说就是，“更努力地工作，赚更多的钱”。一想到有某人在某处游手好闲，统治者就会不高兴。苏联领导人从来都在提倡砌砖比赛或定量配给伏特加，而对自己是在与人性为敌毫无知觉。但游手好闲者很少会反抗拼搏者的统治。相反，他们会幻想阴谋论。
无怪乎这三类人会倾向于互相隔离。在大城市中，拼搏者向金融区聚集，幻想者则建立起像20世纪50年代纽约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和当今巴黎贝尔维尔(Belleville)这样的小天地。当拼搏者发现这些小天地，并推高物价后，幻想者就会在更偏远的地方建立小天地。理查兹写道，游手好闲者通常会避开大城市，更偏爱父母的家乡。
在美国，由于地理上的巨大流动性，这三类人的分离一直十分明显。拼搏者向曼哈顿和华盛顿聚集，游手好闲者则偏爱迈阿密这样的地方。抵达每座城市的第一分钟，你就能感觉出它的主导类型：在纽约肯尼迪机场(JFK airport)，管理出租车站的女士喊着，“排队向前走，大家！你，先生，上这辆车”。她在她的拼搏路上。在迈阿密机场，你甚至找不到出租车。
然而，现在这三类人的分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了。攀升的房屋价格和日益拉大的贫富分化正把非拼搏者赶出大城市，甚至赶出开普敦和旧金山这些曾经属于幻想者的海滨城市。游手好闲者和幻想者一定满腹怨言，但除非你阅读他们的博客，否则他们的声音不会有人听到，而他们自己显然不会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