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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纷纭话股市十年纷纭话股市

热度438票  浏览56次 时间:2011年5月04日 16:04
工业绞盘

           前言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

  也就在这个时候,证券监察机构早于2000年初开始的加强监管力度的举措逐步加紧,先对基金派出了审查小组,又在2001年1月9日和10日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了1月14日-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于是,“庄家”们望风而逃,而股价则从1月15日起大幅连跌4天。这时,“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流言也在股市上传开。一时间,引来了无数评论和诘难。接着,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概括三条:(1)“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市盈率过高”,并针对这三个问题刊出了“九问吴敬链”的提纲。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厉以宁、董辅乃、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五位先生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和“全面论”。考虑到对于有关股市的许多问题和诘难,非三言二语所能说得清楚。

  一、关于“全民炒股”

  诘难:

  《证券市场周刊》:“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家庭资产证券分达到了57%,而且近年来散户化的趋势很明显,与美国相比,中国人炒股只能是刚刚上路。”

  韩志国:“截止到2000年12月31日,我国沪深两市的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即使以5801万户计算,也仅占我国总人口的4.6%,与美国投资者人数占总人口的25%相比还相距甚远。其次,‘全民炒股’是形成社会化投资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目前的投资体系中,社会投资仍然偏低,因此,投资者人数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第三,‘全民炒股’是培养人民群众金融意识的一个有效途径。人民群众的金融意识——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的培育是改革深化与进步的一个突了表现。第四,‘全民炒股’是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实践。‘全民炒股’也是改革深化与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

  可以试想一下,没有全民参与,国企解困的钱从哪里来。”

  董辅乃:“关于全民炒股,不知大家怎么看,我认为是好事。中国证券市场要发展,谁来投资?在机构投资者不多的情况下,就需要许多老百姓参与股市投资。我觉得现在还全民得不够,不算重复开户的才5800多万,而且真正的投资者还仅局限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很少,农民就更不炒股了。将来如果中小城市的人都有钱了,而且炒股容易了,更多地参与到证券市场,我们的证券市场肯定会有大的发展。”

  萧灼基:“如果肯定资本市场的作用,除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不能参加股市活动的人之外,我们就要为越来越多的人‘炒股’叫好。”

  “全民炒股”的问题是这样提出的:2000年12月30日,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录制现场,一位观众问:“咱们国家现在全民炒股这种情况对国民生活将会带来什么影响?”当时并没有惦量他所用的“全民”一词在数量上是否准确,因为“全民经商”、“全民打麻将”、“全民炒股”一类说法早已成为街谈巷议、甚至报刊书藉中的常用语,无非是用以形容参加人数之多。针对在中国把买卖股票一概称为“炒股”这种现象,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应该说是好的现象。但是全民“炒股”讲的就不是投资了,是不正常的。

  入市者有“做长线”和“做短线”之分。所谓“炒股”,是指在短时期(在我国一般是指6个月以内)反复买卖股票,以便赚取差价。由此派生出另外一个词,叫做“炒作”,就是通过频繁的买卖,达到拉升股价的目的。买卖股票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应笼统称作‘炒股’。中国凡是买股票都叫做炒股票,外国没有这种说法。什么叫‘炒’股票?‘炒’是‘抢帽子’——抢价格的帽子。这意味着整个股票市场基本上成了一个投机场所,是搞炒作的。当然一件事情怎么叫并不是最重要的。之所以不把一切股票买卖都化为“炒作”,是因为如果没有投资活动与之并行,单纯的炒作并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如果大家都只是搞炒买炒卖,即使把股票价格“炒”上去了,入市者赢得的也只是纸上钱财;当热炒出来的气泡破灭时,多数人又会落得一场空,只有少数能够在崩盘前逃脱的炒家,才能靠套住别人发一笔横财。当然,炒家可以炒作变化无穷的“概念”,诸如炒作“利好政策”,炒作“高科技板块”,炒作“网络股”,炒作“重组题材”等等,促成股价飚升,用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实现“圈钱”的目标。但是,这于投资者的兴业发家和民族的富强康乐并无帮助。

  用美国投资于投票的人数众多来证明中国炒股的人数并不多,有一个把买股票与炒股票混为一谈的概念混淆问题。谁都知道,美国股票持有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得多。可是,十分清楚的是,在美国,股票持有者大多数是所谓“做长线”的长期投资者,而只是少数是“做短线”的“炒股者”。而2000年我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年平均换手率分别是499.10%和503.85%,即上市流通的第一张股票平均每年要转手5次以上,停留在每位购股人手中的平均时间不超过两个半月。

  二、关于“投机”、“零和博弈”和“赌场” 

  董辅乃:“在正常运行的证券市场中,投资与投机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对证券的投资固然不会有证券市场,而没有投机也不会有证券市场,因为没有频繁的投机,就不会形成股票的合理价格,也不会有证券市场上价格引导资金的频繁流动,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不能看到投机就反对证券市场,如果这样反对,中国的证券市场怎么发展?功能怎么发挥?”“把股票市场比喻成投机者的天堂,天堂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很多人投机赚了钱是好事情。当然投机不是没有问题,在中国投资更盛,原因要历史地看待。”“证券市场与赌场不同,不是零和博弈。赌场如果不考虑抽头,你赢的钱就是我输的钱,你输的钱就是我赢的钱。另外从长远发展来看,证券市场的股票指数是往上走的,只要做长线投资,多数人是可以赚钱的。”

  韩志国:“没有投机就没有市场,没有泡沫就没有市场,没有庄家也没有市场,我是国内第一个为投机叫好的人。萧灼基教授站出来支持我,他有句话,‘投资是失败的投机,投机是成功的投资,非常精采。’巴菲特是公认的投资专家,但他错过了NASDAQ市场中500%利润的机会。当大的机会来临时,你没有抓住,能说你是成功的投资家吗?”“持零和游戏的观点,要么是不懂股市,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董灼基:“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如果一般老百姓那样说说还可理解,但严肃的经济学家那样说不够严肃,有损形象,令人遗憾。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市,那道貌岸然赌市能创造财富吗?能给股民带来回报吗?如果股市就是赌市,那5800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码,这怎么也说不出去。”

  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很不规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它就不可能成为投资者的一个良好的投资场所。股价畸型的高,所以,相当一部分股票没有了投资价值。从深层次看,股市上盛行的违规、违法活动,使投资者得不到回报,变成了一个投机的天堂。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股市有这个特点,如果光靠炒作,不是靠回服的话,它是一种零和博弈,就是说钞票在不同人的口袋里搬家,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

  投机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就是有助于实现市场均衡,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对于投机活动决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投机活动的积极功能在两种市场即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股市活动当然就是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了。针对我国股市上弥漫着投机气氛、某些人利用这种情况而大发横财还做过这样的分析:“问题在于,投机活动……的有利的结果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离开了这些条件,它就有可能成为弊大于利甚至绝对有害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当投机活动与投资等活动结合在一起,实现良性互动时,它对经济的作用才是积极的。单纯投机则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的实质只不过和赌博一样,是钞票搬家、货币财富在不同主体之间再分配的一种‘零和博弈’。从总体上说,它并不能使社会福利增加,也就是说,赢家所得只会小于(因为有各种损耗)而决不会大于输家所失。所以,想要依靠投机使一个国家或全体参与者富起来,那纯粹是一种幻想。

  近年的一些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显示了中国股市这种投机性强的特质。中国在证券市场较之美国证券市场而言,具有更强的投机性,而投资性较弱;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场风险明显高于美国股票市场,却不能为投资人提供高于美国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

  当然,这里对于一个市场上投机和投资孰重孰轻的评论只是就整个市场活动的结构而言的。对于各个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和投资选择,风险自负,投机与投资好经“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无高下之分。索罗斯偏听偏信好投机,不过他对于在一个没有特权保护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从事投机活动所必须承受的巨大风险倒是有清醒认识的,而且懂得如果整个世界沉湎于无节制的投机会遭致什么后果,所以才在仍然春秋鼎盛之时金盆洗手,并写下了他畅销一时的著作《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

  三、关于“市盈率”和“泡沫”

  诘难:

  萧灼基:“对市盈率要客观辩证地看待。看待市盈率要考虑我们是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商品价格自然会高。还要考虑相法因素,只考虑市盈率不考虑利率是不对的。所以市盈率很难做到同国际比较。”

  韩志国:“我国的股市面上一个新兴的市场,而市盈率偏高恰恰是新兴股市的共同特点。我国的经济正处于高成长期,判断市盈率的高低,既要看市场自身,也要看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董辅乃:“如果比市盈率的话,我们比日本的市盈率还要低很多,日本的市盈率要到80倍甚至100倍。”

  不少经济学家和业内人士都为过高的市盈率担心。在当前多数上市公司的效率情况下,这么高的市盈率是难以为继的。由于股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现在化币供应量过大,把股价顶了起来。有人提出今年要继续注入货币,让股价继续涨,但是气泡不可能不断地吹,如果跌下去问题就很严重。

  所谓市盈率(P/E),是指股票市价与每股收益之比,其经济含义是:按照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投资者通过取得红利要用多少年才能收回自己的投资。在投资者眼中,50倍的市盈率意味着要用50年才能从回报中收回投资。因此,市盈率常常被看作一个公司的股价是否虚升的标志。不过,因为市盈率依据的是过去的盈利率,而判断股价是否过高,还要看它是否反映公司的基本面,即未来的盈利能力。所以,市盈率要和公司的成长性亦即未来的营业表现结合在一起,才能反映考评股票的投资价值。如果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很好,市盈率高一些并不足为虑。但平均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不良,甚至回报每况愈下,因此很难支撑这么高的市盈率。

  1992年6月,上海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为200倍,深圳股市为60倍。90年代初期在国际讨论会上也经常讨论与金融狂潮及其必然崩溃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些外国朋友往往恳切陈词,希望我们注意发达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中的有关经验教训,不要因为陷入靠狂热炒作致富的幻梦而不能自拔,最后招致社会灾难。

  如果从经济学上分析,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那里“不存在一个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均衡点,而是在某一区域内的任何一点都能达到供求均衡。在这种市场上,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者和卖者对于未来价格的预期。而且,这种预期有一种‘自我维持’或‘自我实现’的性质。这样是说,当一种商品(不论是实物商品还是金融商品)价格发生波动时,价格越是上涨,就有越多的由于价格上涨预期而入市抢购,而抢购又会使价格进一步上涨和预期增强。因此,只要有足够的人入市购买,在源源不断的货币流入的支撑之下,很快就会出现市价飚升的‘大牛市’。但是,经济气泡是不可能一直膨胀下去的。在过高的价位上,一旦市价止升回跌,很快又会现下行的正反馈振荡,导致市场崩溃(‘崩盘’)。

  在我国目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阶段上特别容易出现过度投机和经济泡沫,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和‘所有者缺位’。这种情况使企业领导人和证券业务的操作人员行为失当。证券业务的一线操作人员往往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原因在于他们不是所有者,在盈余时能够得到提成的奖励,却不承担亏损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促使他们倾向于用政府或企业的公款进行豪赌。联手炒作、‘造势’、‘做局’坑害投资者,也就成为一些人惯用的手法。

  四、关于“庄家”

  诘难:

  《证券市场周刊》:“的确,长期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可以说是庄家的天下。但是,十年辛苦就培育了一个连规矩都不健全的大赌场吗?”

  厉以宁:“因为出了几个庄家就说中国股市一团漆黑了,不符合事实。”“我是全国人大财委员会《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的组长。我们充分注意到‘基金黑幕’这篇文章以及社会上的有关讨论。在《投资基金法》的讨论会上我讲过,首先必须肯定这几年投资基金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说的一团漆黑。可以想象,从无到有,证券市场是初生的婴儿,出现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必须看到几年来基金发展成绩很大,它所出现的问题也就是体制上的问题,造成了很多不得已而发生的问题。否认这几年投资基金业的成就,不符合事实。”

  吴晓求:“何为庄家?按我的理解,庄家就是主力,就是大户,不能说钱多就有问题。如果几千万股民每人拿着10万元开户,这个市场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美国市场也有主力,各种基金动辄千亿,不是庄家是什么?主力的作用是保证市场的正常流动性,没有主力,没有庄家,证券市场只会是一潭死水。”

  韩志国:“没有投机就没有市场,没有泡沫就没有市场,没有庄家也没有市场。”

  《财经》杂志《基金黑幕》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关系我国证券市场大局、需要郑重对待的问题,这就是“庄家”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这类活动严重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有损我国法律的尊严,应有司法机关介入,对违法者绳之以法。

  我国目前在股市做庄炒作,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的活动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必须严肃对待。所谓“庄家”,是指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暴利的炒股家。其中,一类是中介机构;一类是上市公司的某些掌握内幕信息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资金的供给者,他们共同密谋以后就低价吸纳、建仓,手里掌握了大量股票,然后就开始炒作。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只要有大量资金、包括从银行筹措的资金入市,就可以把价格炒上去,吸引中小投资者或其他局投资人跟进。当庄家发现有大批人跟进的时候,就会偷偷地出货,自己逃之夭夭,而把跟庄的人们套住。

  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上,证券交易所内的股票交易都是严禁“坐庄”操纵的。机构操纵股价一旦被发现,就将受到严厉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也都明文规定禁止股市上的操纵股市价格和幕后交易行为。

  可是由于基础不健全、执法不严格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证券市场上,一些懂得证券市场交易特性、又有某种权力背景的人,却把股市看作一个可以进行违法违规活动而不会受到惩罚、从而从中小投资者(他们往往被某些人轻蔑地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小民)口袋里大把掏钱的绝好场所。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些公然触犯刑章的人长期没有受到司法处理。

  显然,中国股票市场的情形,并不像诘难者说的那么轻巧。从书店中、报摊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图书,诸如《跟庄追击》、《跟庄走天下》、《跟庄赚钱指要》、《散户跟庄技巧》等等,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中国股市上庄家的势力有多大。中小投资者除了“跟庄”外,几乎没有别的路好走。所以民间才有“无庄不成市”、“庄股市场”、“庄股天下”之类的说法。一般中小投资者也只好安于“随庄获利”、“与庄共舞”的处境。事情就这样奇怪,“做庄”明明是违法行为,哪只股是“庄股”,谁在“做庄”等等却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堂而皇之地在我们的官方报刊杂志上讨论,全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相信“股市的主流是好的”这种说辞?

  也有人把“庄家”比作外国非连续交易市场上的“做市商”,说是:“中国股市不是应不应该有所谓庄家的问题”;“资本市场离不开机构操盘。即使在国外的股市也都存在着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庄家的角色,只不过他们称之为‘做市商’。”其实,所谓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国主板市场上的竞价交易方式的证券交易制度,一般为柜台交易市场所采用。做市商是指在证券市场上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证券经营法人作为特许交易商,不断地向公众投资者报出某些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即双向报价),并在该价位上接受公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做市商通过这种不断买卖来维持市场的流动性,满足公众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做市商制度一方面是为了在非集中竞价(即“一对一”谈判)的条件下保障投票交易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各国的法律也严禁做市商单方面操纵股价,误导其他投资者。总之,合法的做市商制度与中国时下违法违规的“庄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五、关于“打压股市”与“规范股市”

  诘难:

  厉以宁:“有人说《证券法》出来股市就应规范,没那回事。”

  萧灼基:“有人说中国股市不规范,其实一开始不规范是正常的,一开始规范是不正常的。比如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很规范,走路也很规范,吃饭也很规范,说话也很规范,这是人吗?是机器人。”“那种以不规范为理由,把资本市场打入冷宫,扼制资本市场发展的看法,是不可取的。”“如果把市场看作赌场,打压、摧垮市场,首先遭受损失的是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如果人们认同我国资本市场是赌场,没有存在的权利,不能存在,股价必然狂跌,股民手中的股票必然将成为废纸一张。”“有的同志说揭露股市的弊端是要保护广大股民,尤其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场,而赌场是非法的,应该关闭,如果关闭股市取缔股市,受到最大损害的是谁,还是广大股民。如果广大股民有意见,谁来赔偿?”

  董辅乃:“我把中国股市当作一个初生的婴儿,会有很多毛病,……即使有病了也不能用猛药。”

  韩志国:“中国股市是在新旧体制夹逢中成长起来的,正因为它不规范才取得了生存权。如果中国股市市场当时就规范,市场不可能发展。股市的规范与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一开始就是规范的,股市发展的历史就是投资者钻空子、政府和立法单位堵空子这样一个双方博弈的过程。有了这样的博弈,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我们把股票市场当做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时候,是把他掐死、扔掉?还是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在吴敬琏教授发表的言论中,有一句话是最要害的:全民炒股赚的钱不是在生产发展中创造财富得来的,而是将别人口袋的钱转到他的口袋里,如果是这样,要想让一个民族发展起来,就像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吴教授的这句话,实际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

  确如韩志国先生所言,规范和发展是股市的一个永恒主题。因为规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不规范则无从发展。1993-1994年期间,就有一些自称代表证券业发展利益的人士提出,1993年以后股介下降,是由于社会舆论对股市批评多鼓励少,特别是政府对市场规范化操之过急造成的。他们说,“股市低迷”使在高价位上购入股票的人们受到损失。因此,如果政府不放松对规范的要求和采取诸如限制扩容、组织资金入市等政策措施托市、救市,就是“没有尽到保护广大股民的利益的责任。”我们认为,用行政审批制度限制扩容和动用国家掌握的财力来为气泡充气,以便补偿那些在股票价值回归时被“套牢”的人们的损失是不可取的。因为且不说这种用公共财力去弥补部分人的营业损失的做法是否合理,就以它能否长期维持高股价从而使持股者得益而论,也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这里的问题在于,世界上不可能有长久维持不破的气泡;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具有让股价只升不降、气泡只胀不缩的本领。

  在这种争论中,我们一方面明确反对哪个市场出了问题就把哪个关掉这种无异于回到计划经济去的做法;另一方面积极主张采取改革的办法去处理股市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的政策措施包括:(1)采取谨慎稳定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宏观环境的稳定。以避免证券市场的巨大波动;(2)加快各方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国有企业改革,以便给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的体制前提;(3)力促金融改革早日到位,加快实现专业银行商业化、商业银行多元化和利率市场化,发展多种多样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组织,信托、代理居民人事投资活动,把大量存在的游资引向对实质经济的投资;(4)加快证券交易立法,改善对证券交易机构和证券经营单位的规制和管理,证交所应当在监会和全体员工厂的监督下恪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而不应有“自己的”牟利动机,对证券商也不可以有亲疏之别;(5)股票上市应当改变行政性规模控制和行政审批制的做法,而是根据股份公司的资产和组织状况、近几年的绩效,由证交所核准上市。我们还提出,对于股市,各级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方针要明确,行为要端正;“所谓方针要明确,就是我们建立证券市场的目的,只在于为市场制度的有效运用提供一个重要的架构。发展证券市场只能服从于这个目的;所谓行为要端正,是说要恪守市场经济的中的政府行为准则……防止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对待证券市场,动辄进行行政干预”。

  可惜,这类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股市的声音往往被那种放松规范化要求、减少股票供给、增加入市资金来使中国股市“重现辉煌”的呼声所淹没。自1993年以来,我国股市管理当局曾多次“救市”、“托市”,其结果都是不好的。这类行动不仅没有把股票真正的托起来,相反却导致股价的巨幅波动,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引导股市健康发展的时机。

  以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借口我国股市还是“婴儿”、还很“年轻”,借口它是改革的产物,袒护各种侵害股市机体、戕害股市生命的错误行为决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股市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应当从股市刚刚起步的时候起就订下规范化的目标,稳步地促其实现。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姑息养奸,养痈贻患,那只会使黑幕愈演愈烈,积重难返。最近揭露出来的“血洗”数万名中小投资者的兰州证券黑市,就是触目惊心的一例。

  规范证券市场决非易事。不但会有认识上的障碍,还会有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在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那些在泡沫经济中已经获得利益的人们,会成为阻碍泡沫消失的主要障碍;而那些尚未在泡沫经济中获得利益的人们,又往往将自己很高的发财期望值寄托在泡沫的膨胀中,而这两部分人则成为泡沫不断膨胀、发育的“打气者”。

  六、关于“两种市场经济”

  诘难:

  韩志国:他有一个重大缺陷,即仅仅推崇实体经济,站在实体经济立场评价虚拟经济,当然越看越不舒服。……他内心是反感股票市场的。”

  厉以宁:“在‘十五’计划起步之时进行这场讨论,关系到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传统的市场经济,还是新经济时代的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

  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传统的市场经济,还是现代的市场经济,这确实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但是所谓传统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小商品批发市场”或“发达的金融体系”。市场经济确实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但是把它归结为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一类区别,大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并没有人只推崇实体经济,而排斥虚拟经济,也没有人主张建立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小商品批发市场很多”的市场经济。美国马里大学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钱颖一教授说:“在人类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体制是传统市场经济,而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近代史上的重大突破。即使是现在被炒得红火的所谓‘新经济’,就其体制而言,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延续。现代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第一,虽然现货交易和人格化交易仍然在相当的范围内进行,‘非人格化交易’成为得要的交易方式,这就需要第三方公平地执行合同;第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变成了‘保持距离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根本的一条是法治。”我所憧憬并愿为之奋斗的,正是这种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在当前的社会中存在着利益取向很不相同的人群:在转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某些新既得利益者和留恋计划经济“好时光”的旧既得利益者不同,他们并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去,然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在过去20多年中,“要求进行规范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

  腐败之所以蔓延,一是因为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就是所谓的寻租;二是因为产权不明晰,公共财产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某些有权力在手的官员就可以利用职务来盗窃公共财产。

  这样,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就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危险,一个是开倒车,不同程度地回到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以肥私。从目前来看,后者的危险更大,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长期以来,中国证券市场是各种权势力量盘踞之地,凭借权势大发其财者众,因此得到“寻租场”的称呼。建设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是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要一个规范的、健康的证券市场,正是基于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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