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农村合作组织日显重要
有学者指出，农民通过经济联合形成自己的组织，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更好地捍卫自身权益。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践全都证明了这点。那么，中国农民能不能自我组织起来，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去国内、国际市场竞争？
江苏金坛市牛蛙协会会长谢粉祥近几个月来心情颇不平静，在兴奋与焦虑中起伏。今年4月，一份来自美国夏威夷的订单从网上来到他面前，虽然才要2000多公斤牛蛙，却让他兴奋不已。
1998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金坛市成立了牛蛙协会，当时的会长是政府农业部门人员兼任的，但协会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半年后，谢粉祥当了会长，情况开始朝好的方向转变，协会定期开会，发放技术资料，统一购买饲料和药品，统一联系销售市场。这些做法深受欢迎，会员也由刚开始的8名攀升到现在的70多位。目前，牛蛙协会养殖面积共30公顷，2000年协会养殖量达到10万公斤，今年到目前为止已出售达15万公斤。
据金坛市农工部副部长朱腊生介绍，像牛蛙协会这样的农村专业协会、合作组织，全市共有74个，会员人数约6000余人，覆盖了全市农业的各个方面。据了解，80％以上的协会不收会费，仅靠政府、其他组织资助及会长、理事成员的热情来开展工作。但是，目前协会的运转情况并不太好。据朱部长介绍，运作良好与正常的约占20％，不开展活动的约占1／3，50％左右处于中间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农民专业协会身份未明。
据了解，农民专业协会目前由民政部门管理，被视为群众团体，而对群众团体登记有最低会员人数50人、资产5万元及活动范围等的要求，使不少农民自发组织的专业协会达不到登记的门槛，协会的活动、会员的范围也受到限制。据朱部长介绍，目前全市74家协会到民政部门登记的只有20多家。
据红香芋协会会长王龙孝讲，红香芋协会帮助农户销售产品，但各类管理费、税收等增加了协会的运作成本，不利于市场开拓和产品的竞争。他建议在协会的起步阶段，政府应该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当然，金坛市政府在推动专业协会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金坛市农民经纪人协会就是由市农业部门帮助成立起来的，协会成立以来，立足于信息服务，开通了金坛市农民经纪人协会网站，通过上网，将会员的生产供求信息送出去，又把网上的信息引进来。
1999年末，中国与美国达成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农民虽然有一些先天的不足，但如果政府做了自身该做的，所谓“产业化”问题农民自己会做。任何人都不要低估农民的反应能力。卢锋博士在谈话中提到了山东寿光县，这个县的农民依靠发展外向型产业化组织，蔬菜出口值达数以亿元计。
还有专家指出，虽然目前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但这并不妨碍农民自我组织化。有资料显示，中国台湾农会早在1899年就建立了。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绝大多数农会成员的学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占68.3％），具有专科和大学文凭的只有1.4％。然而那时，中国台湾农会已经是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农民组织。所以，组织化有时候是一种“羊群行为”，只要其中有几只领头的，整个羊群就不会涣散，就会向前进。
西方学者舒尔茨通过多年调查得出结论，农民能在权衡长、短利益之后，会为追求最大利益做出合乎理性的反应。这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概念可以为农民组织起来的“羊群行为”提供解释。所以，目前农村专业协会的发展主要的障碍不在农民自身，而在于其他方面。
农村问题学者党国英指出，在对待农民专业经济组织问题上，人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获得发展后会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据他研究观察，事实恰好相反，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
目前中国农村兴起的各种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组织，不管是江苏金坛的，还是山东寿光的，都的确在实际中起到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民心的作用。考虑到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形成的巨大冲击，有识之士不难认识到，在目前阶段，政府承认各种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合法性，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并扶持它们快速成长，将是一件刻不容缓的急事，更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