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市场的守望者期货市场的守望者
中国期货昨天的故事
期货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市场发育程度的一个标志。从期货制度被引进到国内，到今天初步扎下根来，前后已有１３年。其间的许多大事，几乎都和田源这个名字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１９８６年的访美考察
８０年代中国期债制度的引入，基本上是从１９８６年一群国内年轻学者对美国经济的考察之旅而偶然开场的。那次访问的目的是系统考察美国的经济体制，团员除了田源，还包括今天已经赫赫有名的周小川、吴晓灵和曹远征等人。考察团从美国的东海岸一直走到西海岸，遍访了宏观经济的很多部门，眼界大开，耳目—新。“当时我们的市场经济知识非常贫乏．例如对于投资银行的功能我们就争论了很久，大家都很奇怪：它既然是银行，为什么不能吸收存款；既然叫投资银行，又为什么不能对外投资？反而却是什么筹费的中介机构，搞不懂。“田源今天如此这般描绘当年的情景时，仍然忍俊不禁。
这次考察让团员们接触到了大量的新鲜东西，期货就是其中之一。在参观纽约期货交易所时，交易所的女总裁特地给他们讲述了石油期货产生的过程，这给一直从事价格改革研究工作的田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原来在石油现债市场上，油价常常因为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暴涨暴跌，让交易商吃足了苦头；直到引入期货交易之后，油价的波动才开始大大减轻了。言者 无心，听者有意。当国内改革中的粮价波动问题一直让人深感困扰，国家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来进行补贴，但补贴资金和能够享受到补贴的地区毕竟有限，不但劳神费力，而且容易导致不公平，执行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很严重。田源发现，国家要用补贴制度来对抗价格波动，这种方法显得太传统了，如果采用期货的方式，效果说不定会更好“中国期货市场的起步，实际上就是从这次考察开始的。”他说。
期货拓荒
回国后，田源开始变成了期货市场和期货制度不知疲倦的传教士。他说；“考察回来后，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宣传期货，又仔细研究了芝加哥交易所的粮食期货、股指期货和金融期货等。”这些努力的结果，就是使期货得以列入１９８７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引起了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兴趣，并专门给时任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写了一封信，要求做好期货研究，用于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以便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根据批示，由中心牵头并联同体改委和商业部等机构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组长是田源。
小组的研究持续了３年，为把期货制度引入中国做了很多准备，他们组织了对国外期货市场的系统考察和国内试点方案的研究，组织期货知识培训，确定在郑州进行第
一个国内期贷市场的试点，并协调８部委联合向国务院提出了试点工作的报告，这些事情，每一步都不轻松。“期货市场培训班办了半个月，我去问学员什么叫做套期保值，结果却吭吃吭吃半天也说不清楚!”田源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觉得既好气又好笑，“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但和期货试点工作的推进相比，这些事情就算罢微不足道了。试点工作小组准备了两年．两次阶段性报告都被批准了，但正式报告送上去后却石沉大海。直到１９９０年５月下旬，田源利用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的机会，专门向国务院领导当面作了汇报。领导说：期货是个好东西，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庄稼还在地里就可以卖出去，我觉得可以搞。会后就正式批复了在郑州举办粮食中心批发市场引进期货机制的报告。本来，田源等人主张一上来就直接搞期贷，但有人认为这未免太敏感下，最好先搞粮食中心批发市场，可以做远期合约，再逐步引入期货交易机制。
从兴盛到危机
郑州市场还没有正式建立，６月１日田源又再度赴美，到科罗拉多大学学习并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作访问学者。美方为这位特殊的访问学者提供了特殊的便利：他在交易所的３７楼有一间办公室，可以任意查阅资料，作人员交流，参加一些内部会议等等。这样使他得以深入了解了期货市场的具体运作，对如何搞期货和管理期货交易所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到１９９１年底回国时，田源发现，一年多前还“千呼万唤始出来，扰抱琵琶半遮面”的期货马上就快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情人和市场超新星了，那情形像极了即将打开栅栏前的赛马场。此情此景，不禁让人且喜且忧。
回国后，田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郑州市场丁解情况，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尽快上标准化合约，这样才能把那时还很不活跃的交易做起来。但市场启动之快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测不久，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就率先推出了第一家期货交易，紧接着上海金属交易所也开张了。这两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田源都参加了，他还是上海金属交易所管委会的委员。关于第一年的交易量，当时上海方面的最高理想是两个亿，即使能够达到几千万也觉得很不错了；相比之下，见过大场面的田源就要乐观多了，为什么不年达到了５个亿的交易量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结果，事态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这些设计师们当初最大胆的估计：上海交易所的成交量半年就突破了４００亿，后来更是达到了数千亿的交易规模。
上海金属交易所一炮走红，财源滚滚，这种示范效应对各地一直跃跃欲试的人们简直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原来办交易所居然是如此赚钱的一桩买卖，干嘛要让上海人一家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呢？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国一下子就冒出了５０多家期货交易所，这就不正常了。这种”非理性的繁荣”让田源感到忧心忡忡，他特地撰文告诫大家要防止交易所热，认为交易所已经太多，很容易出问题。但市场趋势已经非个人之力所能左右，正在快速逼近气泡张力的极限，破裂只在咫尺之间。这正应下那句老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启示录
中国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其实是同一年诞生的，前者比后者还要大一个月左右。算得上是大哥。１２月里，全国证券界的人士都在热热闹闹地庆祝证券市场１０周岁生日，而期货市场则冷冷清清，只有中国期贷业协会的成立才带来了一丝喜气。
十年来，中国期货市场走过了一个典型的山峰形曲线：从开始的冷清渐趋热狂，并迅速飙升到顶，后来则是一个个台阶步步向下，一年不如一年，而今年的交易量只相当于高点时的１／１０了。田源说：“中国证券市场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终于走上了康庄大道。而期货市场则是走了很大很大的弯路，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
今天再来回首前尘往事，田源把中国期货市场出的这些问题归结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幼稚病。交易所过多过滥是重要原因，管理失控，一哄而起，最后则是泥沙俱下。一些地下期货经纪公司的胡作非为也对整个行业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力。“这种地下期货公司曾经在国内泛滥一时，也对我们造成了莫大的威胁，因为它们用高额回报的许诺把我们最好的一批客户都挖走了，当然这些客户最终在它们手里都是血本无归。”同时担任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的田源如是说。由于在这些公司里坑蒙拐骗行为不断发生，再加上３２７国债期货事件中出现的严重违规，最后使国家不得不对期货市场大力进行整顿和压缩，而在整顿过程中又不断冒出问题来，这就只能招致更严厉的整顿。这样，期货市场无形中就掉入了一个负螺旋循环之中而难以自拔了。
当然，回忆的味道也不完全是苦涩的。有两点至今让田源仍深感自豪：一是期贷这个行业的引入大大扩张了国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搞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定的胆量的，而正是通过这种活动的刺激才使人们的胆子变得大了起来。同时，这里也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上海公司开业前３年，招收了１００多人，而应聘者超过了１万人，不少的硕士和博士都纷纷涌进了这个市场，如此高能量的人才大规模聚集，使这个市场迅速膨胀。有人中开玩笑地对田源说：“正是因为你们这么多能折腾的家伙纷纷涌进了期货市场，能量过大，才是它后来发展过滥、把气泡都吹破了的原因。”
走在价格曲线之前
刚刚获选为中国期贸业协会会长的田源博士还有一大串儿头衔：中国证监会顾问、中国国际期贷经纪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诚诵集团董事长……每个头衔让人联想到的，除了德高望重就是老谋深算。但是，当田源本人坐在面前时，却让人多感到有些意外：原来庄这个职位上的人也是可以这样年轻和坦诚的。田源书卷气很足，说话简捷明快，言谈间经常会不经意地笑起来，笑时双眼放光。在他身后的书架显得比较空荡，格子里堆放的是一小堆一小堆的文件，而不是像其他很多大人物那样在自己背后整齐地排满了书，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也是一摞摞的文件和资料。
谈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把既往的经历归结为了三个八年：做学问、做官员和做企业业务占三分之一；而每次变动，他都走在了社会发展的曲线之前。
价改先锋
第一个八年是在武汉大学那座象牙塔中度过的。１９７５年，田源从解放军被选派到武大读政冶经济学，１９７８年考取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成为了解放军中的第—位研究生，在毕业的同时也正式解甲归田，成为了武大的老师，为７９和８０两届学生教授政冶经济学。“这两届学生中可出了不少大人物。”田源笑着说，“不过在那时，我可不愿教书，倒更愿意搞研究。因为我更喜欢去学习新的东西。”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把田源带进了那时还是全新的价格改革的世界。
１９８３年，田源被“借调”到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后来成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薛暮桥、马洪和杜润生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率领下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那时正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过渡的时期，价格改革则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刚到而立之年的书生田源被任命为价格组的组长，直接参与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制定。这个局级组长是田源平生做的第一个官，也是最大的一个官，一步就直接跨上了高峰．让他自己也感到有些新奇和不解。据说，那时与他同—批登堂入室的还有今天在中国财经界大名鼎鼎的周小川、楼继伟和王歧山等人、
“这是我人生收获最大的时期，有幸参与了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价格改革的最高决策过程。那时我们参加了国务院的办公会和不少经济决策会议，了解了领袖们是如何治理国家、如伺决定重大问题的，也了解到了决策中所涉及到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原则”田源说，“那几年对我以后的生活理念，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就像和大师一起演戏一样，目睹了大师们的演绎过程之后，自己再去做任何事情就能够放得很开了。
其时，他身体力行的一件事就是亲自出马去协调河北蔬菜的进京问题。当时中国各地的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非常严重，北京的大白菜成本是三角钱一斤，而在河北则是三分钱一斤，但北京为了保护本地菜农的利益禁止河北白菜进京，这让河北的白菜就只好烂在地里，而北京的菜价却一直居高不下。北京与河北的这场蔬菜官司一直闹到了国务院，于是田源奉命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跑列北京郊区和河北的固安、怀来、三河等地，到菜农们的地窖里转悠了一大圈，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北京郊区种菜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应该对河北的菜农打开市场，北京则应该转向发展乡镇企业。随后，他主持召开了两地蔬菜生产协调会，并报告给下国务院，终于解决了河北菜进京的问题，让北京人吃上了便宜莱。
１９８６年，田源还做了—件当时非常前卫的事情：企业兼并重组。在他和一些同事的推动下，在保定、武汉等地搞了两次企业兼并的研讨会，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其中武汉会议的一些内容引起了国务院的关注，并被后来的《企业法》立法所采纳。除了开会，他们还在武汉等地积极推动优势企业去兼并劣势企业。“这在当时是非常市场化的举动了，和以前由行政推动的企业兼并有很大的不同。”他颇为得意地说。
期货教父
１９８６年同时也使田源的人生曲线跨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第一次接触到了期货。他加入了一个代表团，浩浩荡荡地跑到美国去考察那里的经济体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他首次知道了什么叫做期货，并很快被这个新鲜的玩意儿给迷住了，因为期货这个东西可以减轻市场价格的波动，分散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这和当时国内主要借助政府补贴来平抑价格波动的做法相比无疑要经济和有效得多。
这场与期货的一面之缘激发起了田源的研究和传递热情，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回国后，田源开始四处鼓吹期贷，积极推动期货的研究和试点，举办期货培训斑，并且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研究期货市场的书籍《期贷市场》。那时中国还是一片期贷的荒漠，第一期期货培训斑讲了半个月后，他跑去问一个学员什么叫做套期保值，学员却挠了半天头，就是讲不明白，弄得他哭笑不得。不过后来，当他再以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名义和美国期货经纪商协会联合在中国举行美国期贷从业资格的培训和考试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经过一个月的强化培训后，第一期的通过率就达到了９６％，让美国人大为惊讶，因为他们周期在韩国举行的考试只有４０％的人能够过关。
保卫期货
刚刚为郑州粮食中心批发市场争得了准生证，田源又一脚跑到了美国这次是去系统地研充期货市场。１９９７年底他回国后不久，就正式“下海”组建了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带领６个人，借了３０万元，买了一台传真机就开张了。“中期公司代表了中国期货市场经纪公司的行业标准，找们在开户文件、风险揭示和经纪人管理办法等方面都是严格按照国际规范制定的，这也成了后来国内很多同类公司的蓝本。”田源说。在建章立制之外，人员培训则成了重中之重。这些努力很快便赢得了芝加哥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三大交易所总裁的认可，使中期公司成为了国内唯一一家拥有这三大交易所正式会员席位的期货经纪公司，同时也使它在—场差点给中国期货业带来灭顶之灾的法律战中最终反败为胜。
这场被他称之为“中期保卫战”的官司历时三年，也许称得上是中国期货业第一大案。当时，九家委托人状告中期公司庄国外期货交易所超范围经营，理由是根据中国的工商登记．中期公司只能从事商品期贷，不能从事金融期货；而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超范围经营的合同应属无效，必须恢复原状。这样一来，赚了钱的客户会一走了之，而赔了钱的客户则会纷纷找上门来要求“恢复原状”——取消原来的期货交易！这场游戏可一点也不好玩，因为利害关系实在太大，一步不具就会把中国的整个期贷业送进历史，因此全国的客户和期货公司都屏住了呼吸，紧张万分地盯着这个案子。“如果官司输了，也许中期今天就没有了，中国的期货业也没有了。因为当时类似情况很普遍，广东、浙江等地的几家公司已经因这种官司而垮掉了。”田源说。
在长沙市中院，当时公司被判一审败诉；而在二审过程中，中期公司的辩护意见则得到了法官的采纳：中期公司只是客户的代理人，严格按照客户的指令下单。无论是赔是赚都不应承担相应的后果，因此不能适用无效合同的规定，只能适用过错原则。后来这一辩护立场（过错原则）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审理期货案件的重要原则，形成了一个判例。
法庭辩论进行正酣之时，原告律师突然使出了一个杀手锏：要求从中期公司的国际期货交易单里随机抽取１０张，验证中期公司是否严格核照客户指令把交易下到了交易所。正是这一招把一些行为不轨的期货经纪公司打下了马来，因为当时有的经纪公司在接到客户交易指令后，并不把单据下到交易所进行正式交易，而是把不同的交易在自己手里进行对赌（对冲），这样，原本应该交给交易所的高额手续费就可以由经纪公司自己收纳了。据说，一些公司每天光是此项进账就高达数万美元，自然也要乐此不疲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田源说，一听这个要求，自己当时也捏了一把冷汗。因为虽然他对中期公司总体上非常有信心，但要保证数十万手交易中没有出现一笔这样的差错，却不敢有太大的把握，不过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从国外随机抽取的１０张单十全部被证明到了交易所，中期公司严格执行了客户的指令。
这场官司打得非常艰苦，它不但对于中期公司的运作是否规范退场严峻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中国期货业命运。田源感到欣慰的是最终在两方面自己都赢了。
走向平静
走过了这些年风雨的田源已经变得平和冷静。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幅日本朋友送的中国画，画的是唐代高僧寒山和石德，底下有清代学者俞樾的题签。田源说：“这幅画放在这儿，主要是提醒自己心态要平和，很多事情要想得开、放得下。在中国做期货，尤其需要这种杰度。”他说：“今天，我们即使遇到本来很令人高兴的事情也已经觉得无所谓了，因为这些事情无一不是经过了长期的艰苦挣扎，许多事情等到终于办成时已经没有了那股高兴的心境了。”
说到新近成立的期贷业协会，他的态度仍旧很平静。他说，我们会把协会办成中国最好的行业协会之一，希望中国的期货业能稳步发展，不过大家也不要寄予过高的期望。
期货市场如何走出昨天的阴影
记者：在中国谈论期货，３２７国债期货事件肯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它是一个分水岭。作为业内人士，今天你是怎样来看待这次事件的？
田源：３２７是个特例，但给人的印象好象是必然的。这次事件带有很多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一，当时是以保值贴补率作为影响价格的因素，这是由行政决定的，而当未来价格是由人为决定的时候，就不会不出问题。二，当时上交所的风险控制系统出了问题，而其他做国债期货的几家交易所都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原因在于上交所方面违规开头寸，违规透支，把当时做股票现货的办法用于做期货，而做期货是绝对不允许透支的，这已经属于违法了。三，当时整个社会对期货的风险防范意识没有今天这么强。四，当时的交易所体制有一定的问题，主要负责人能够对交易所的资金调动、风险管理起决定作用，而在西方市场上，无论是会员制交易所还是股份制交易所，这都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些权力后来都已经收归到证监会了。今天，导致３２７事件发生的这些特殊因素已经不存在了。
记者：人们通常认为，期货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就是一种赌博。而股票市场则因为公司有成长性，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田源：也不尽然，在期货市场上赔钱的人还是可以在现货市场上赚钱的。
记者：今天人们一提到期货，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田源：其实问题很简单，不做期货，人们在现货市场上照样会因为价格波动而遭受损失。这次油价上涨就是个好例子，如果事前做了套期保值就不会像后来那么被动了。１９８６年我们去纽约证券交易所考察，交易所的女总裁给我们讲述石油期货产生的故事，拿出了两幅油价走势图：一幅波动非常大，另外一幅的波动则要平稳得多，差别主要在于后者引入了石油期货的交易。由于石油现货交易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暴涨暴跌，后来美国的一些交易商决定以西德克萨斯的中质原油为标的引入期货交易，尽管交易量空前放大，但价格波动反而减小了。从宏观方面看，期货交易有利于分散风险，减缓价格波动。
记者：但这会不会导致风险向具体参与交易的交易商集中呢？因为无论是巴林银行破产还是日本的住友铜期货事件，都是因为在期货交易中损失惨重而元气大伤的。
田源：它们之所以吃了大亏，原因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违规操作，过度投机。其实从微观角度来看，只要交易商规范操作，不搞过度投机。期货交易的风险是很小的。关键是规范，中国的期货市场也同样如此。前些年的发展情况说明，期货市场的问题不在于大多数公司，主要在少数公司和交易所的违规操作，它们带来的问题最终却要由整个行业来承担。一家公司行为不规范，就会弄得一人得病，大家吃药。要避免这种现象再度发生，这必须对这少数不良法人与个人进行惩处，比如批评、警告、登报谴责等。
记者：作为中国期货业协会的会长，你的目标是什么？
田源：我们的想法是，一定要按照国际惯例把期货业协会办成中国最好的行业协会之一。为此，首先需要制定游戏规则，目前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个条例和四个管理办法，从立法的角度看已经比较完善了，但从执法和实际行为这两个角度来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更为重要，因为期货公司的商机和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上，期货交易都是在圈内进行的，交易员相互之间必须要有相当的了解与信任时才会成交，这些成本都是由公司来承担的。因此，这些人的跳槽往往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害。而国外的规范是，你离开后如果会给公司带来损失，一段时期之内是不准进入业内的。这一做法也将被中国期货业协会所仿效，会员单位可以投诉这种不正当行为，而最后则由协会内的专业人士来认定。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期货市场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田源：期货市场现在是鱼不少，但水快干了，因为交易品种和资金太少，萎缩得很厉害。现在市场最主要的问题是创新发展不够，交易量比最火爆时减少了８０％，管理办法有些也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了，因为它们都是在整顿限制时期制定的，如今已经步入规范发展的时期了，有必要用出调整。现在必须考虑如何与国际惯例相符合的问题了，只有尽快参照国际惯例调整期货业的方方面面，这个行业的发展才会有好的未来。
协会的成立就是在这方面的战略性步骤，既可以代表会员进行行业自律，又可以经常反映它们的要求，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记者：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寂，目前期货业是否又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田源：期货业的发展不会太快，因为目前给它穿的衣服已经基本定型了，而这衣服是偏紧的。今后即使逐步放开，也不会一下子放得太开。我倒是希望这个市场能够稳步发展，每年能有２０％－３０％的增长就足够了，太快了就容易出问题，就会重新面临治理整顿，结果就会出现前几年那种逐年萎缩的局面。目前交易所只有３家，会员公司也从３００多家剧减到了１００多家。
我涉足期货已经１３年了，经历了它兴衰起伏的整个发展过程，也算得上是资深市场人士了吧。从国外引进、试点，到今天已经在中国基本上扎下根来了。期货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很好的投资工具，可以规避风险，也可以以小博大，目前中期公司的沈阳和深圳公司在期货方面的代客理财年回报率就相当高。中国期货市场是非常有前途的市场，我们的原则是，在不出现较大问题的基础上，争取发展得快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