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国学大师：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和钱穆
“国学”是对中国学术的简称，“大师”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者的尊称，“国学大师”则是指其学问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从张岱年先生所认可的起码标准看，“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而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应该是道德文章者流中的佼佼者。”
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及文学家。青年时期曾经与老师康有为合作进行戊戌变法，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以及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国学大家。“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早年师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运动，与黄遵宪合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制造舆论，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他表示支持并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君主立宪；尔后“政闻社”受查禁而被迫解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想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后袁称帝野心暴露，便与蔡锷策划武力讨袁；袁死后依附段祺瑞，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内阁被迫下台，他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他赴欧考察西方社会，发现弊端，回国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随即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及著述。
梁启超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不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称谓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他的笔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不乏真知灼见。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中，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和《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共109卷，1000万字。该书之中华书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装订成12册，共11094页。1-5册是《饮冰室文集》，6-12册是《饮冰室专集》。
通过《饮冰室合集》篇名详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范围而言，从时评、政论、变法、维新，到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以散文影响最大）、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在史学研究领域为最。
而从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的角度来看，梁启超虽然经历曲折，思想行为一生变化巨大，但他敢于自我批判，敢于随着形势的变化，依据事实和实践的检验而自省，不断地认错、改错，并自称“流质”之人。他那严于律己，近于残酷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恰恰更昭示出他不同凡响的中华学人的良心和良知，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因此，从学术建树与人格、人品相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梁启超堪称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国学大师”。
2、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要讲授国学即中国学术文化，先后出版《国学概论》《国故论衡》；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
章太炎在国学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他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他堪称首推“国学”之第一人，其国学著作主要有《国故论衡》《国学概论》（曹聚仁记录整理）等，另著有《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儒术新论》《订孔》等。
3、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说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诗人陈三立，因而被誉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是唯一同时兼任跨越两个学科即中文和历史（一说兼任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一说因为当时许多教授也常去听他的课，因而被誉为“教授之教授”）。（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清华大学出版2000年版）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一说能背诵《十三经》）；1902年随其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而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二十多年，掌握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国学”基础，使其得以沟通中西、融汇中外，从而在学术领域多有振聋发聩之见，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陈寅恪通晓的文字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匈、土等国文字自不必说，像蒙古文、满文、藏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黄延复：《清华传统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25年陈寅恪回国后，被刚不久改制的清华大学聘用。“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该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称“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梁启超也向人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一起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导师”。（同上）
1929年，陈寅恪应学生之请为王国维纪念碑撰文，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宗旨。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改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义愤绝食而逝。治丧完毕，陈寅恪即随校南迁至长沙任教；南京沦陷后，又随校迁往云南，先到蒙自、后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首席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之职称（为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邀请其赴英就职兼治眼疾。他于是举家离昆明到香港，拟搭英轮转赴英国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得不返回昆明，仍被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为教授。
1940年暑假后，他再次举家赴港以备择机赴英，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沦陷，他“只好空坐家中”，尽管生活十分困难，常将衣物换食物，但拒食日本宪兵队奉命送给的面粉；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也被他严词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请他到已沦陷的上海授课，又被其拒绝而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5月，趁一暴风雨之夜，携家逃离香港抵桂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将其故丘归死之壮烈，纸上刳肝之豪迈，不惜杀身成仁的凛然正气耀然于笔端。之后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当时桂林的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劝他参加，被他拒绝，并在《癸未春日感赋》中，以“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之诗句，以示嘲讽。
1943年，陈寅恪受聘为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教授，兼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于当年举家从广西经重庆至成都，生活异常艰苦，到1945年春，终因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致使双目几全失明。这对于一个视读书、写作为生命的学者而言，无疑是巨大创痛。“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表达了他的这种心境（《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同上）。
1945年9月2日本签字投降，陈寅恪既为日寇投降而高兴，同时又为内战一触即发而忧心：“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同上）。
此时英国皇家学会再约他赴英治疗目疾，陈寅恪遂由成都搭航机至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到1946年4月，其双目全部失明，遂辞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之职，欲赴美就医，后得知美医亦无良策后，于绝望中回国，仍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1948年平津战事吃紧，陈寅恪搭飞机南下，应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至该校任教；1950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于是移教于中山大学，直到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仅据业已出版的《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陈寅恪先生全集》（台北里仁书局1979年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而其中的《寒柳堂集》，包括《论再生缘》《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韦庄秦妇吟校笺》等，另附有《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寒柳堂纪梦未定稿（补）》等；《金明馆丛稿初编》，包括《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韩愈》《从史实论切韵》等；《金明馆丛稿二编》，包括《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武瞾与佛教》《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大乘义章书后》《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等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诗集附唐筼诗存》《书信集》《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等。
由此可见，其著述范围至少涉及“国学”之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诸多领域，至于其学术建树，陈寅恪被公认为是一位对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精湛研究，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从陈寅恪的品德讲，其终生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各种强权和邪恶势力面前，慎重恪守中华学人的良心、良知，其铮铮铁骨真可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从学术贡献和人格、品德相统一的角度看，称陈寅恪为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国学大师”代表，名副其实。
4、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钱穆，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9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8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在钱穆一生的著作中，“国学”始终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如《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版）、《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版）、《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国历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另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周公》、《墨子》、《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老子辨》、《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史导论》、《孟子研究》、《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中国社会演变》、《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历史精神》、《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四书释义》、《人生十论》、《黄帝》、《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庄老通辨》、《学龠》、《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湖上闲思录》、《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孔子论语新编》、《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精神》、《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理学六家诗钞》、《孔子传》、《孔子与论语》、《孔子略传<论语>新编》、《灵魂与心》、《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人生三步骤》、《双溪独语》、《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史地理论丛》、《中国文学论丛》、《宋明理学三书随札》、《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国史学发微》）、《新亚遗铎》，等等。单从这些书目来看，国学的主导地位就一目了然，称之为“国学大师”，名副其实。
钱穆终生热爱祖国，正像他热爱国学一样，逝后，家人依照其遗愿，于1992年1月，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以上都是从其对于国学方面的学术贡献和人格、人品相统一的标准来衡量的，当然，4位之间，各有千秋，但总体来看，基本都符合标准。而无论在大学还是在网上所罗列的许多“国学大师”，则够格的不多！希望网友和管理员严格把关，不要将“国学大师”的桂冠矮化、丑化，不要给什么人都佩戴这一耀眼的桂冠，特别要警惕那些江湖术士的自吹自擂！即使对于与卓有建树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只要他的建树不涉及国学的多个领域，尤其是品德不高，言行不一，不属于道德文章者流，就不宜冠之于“国学大师”！
国学领域的一些名号：
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哲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或者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历史学家严耕望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钱穆、陈垣、吕思勉、陈寅恪
“现代三圣”：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
“新儒学八大家”：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
近现代的“国学大师”参考人物：
马一浮（1883年4月2日－1967年6月2日）
马一浮，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一代儒宗”之称。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熊十力（1885年2月18日－1968年5月23日）
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
梅贻琦，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
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
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
中国作家、文学研究家，余光中常称道钱西学列于中国人之第一流。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
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在《病榻杂记》中称致力行政，殊于研习，不接受大陆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称号。
